孔子的普世境界

　　孔子生日那天过教师节

　　能不能将教师节从9月10日改至9月28日孔子诞辰？在中国大陆师道日显式微的今天，这一发问抑或呼吁，正触动着各界士人内心深深的纠结。著名儒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甚至在世界多国及一些国际组织中作此呼喊，主张至少将9月28日作为一个世界的尊师日。放眼全球，只有中华民族，将一名曾经的民间教师奉为圣人、甚至“教主”，传承尊师重教这一伟大的儒家传统，将大有裨益于今日在全球化摆荡奔波中的十几亿人，使其不失自信，保有自我，达则兼济天下，近悦远来，和谐共处。为正在塑造中的“普世文明”贡献我们经2500年验证的宝贵“价值”，并去丰富、包容未来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如果它真的一定会产生的话。

　　孔子诞辰，作全球社群教师节

　　——专访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

　　早在2004年10月，杜维明在国际儒联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大会上说：“假如我们不希望市场经济导致市场社会、市场家庭、市场婚姻，乃至市场的人际关系，假如我们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假如我们要超越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理性，假如我们要超越不计后果的浮士德主义以及宰制主义，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价值，就不仅是山东的、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为此，他建议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全球社群的教师节，杜维明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应该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列为全球的教师节。

　　杜维明认为儒家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他说，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有多种资源可提供给世界人们参照，提供重要的价值内容，促进文化的真正多元化存在与对话。在中国的教师节(9月10日)和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到来之际，本刊记者就此话题对杜维明先生做了专访。

　　尊师重道，反思自我

　　《社会观察》：以前您提到以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共同的节日，最早是2004年提出的吧，请问为何有这样的动议？

　　杜维明：当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做报告。他们邀请我参加关于文明对话可能性的讨论，和58个大使一起讨论。报告后大家就是发问讨论，讨论过程中大家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师，特别是小学中学的教师，大学也是一样，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有些说设个教师奖，还有些说在世界各地都应该有个教师节。我们看到，在已经有教师节的地方，时间已经定了，我觉得可以不用改了。有一些地方没有教师节，或者他们需要定教师节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建议，假若有这种情况，就定在9月28日，主要的原因，就是孔子的生日。

　　之所以建议将孔子诞辰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的节日，是因为这个日子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论述轴心文明的时候，提到四个典范的人物，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孔子，孔子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有很大的不同。苏格拉底也是老师，即所谓的精神领袖，但苏格拉底所教的学生，大都是贵族中的贵族，因为那时候雅典的公民也是有限的。而孔子则是平民教育，他的弟子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有军人，比如子路；有一贫如洗的，比如颜回；也有富商，像子贡，另外也有很多没落的贵族吧。在民间讲学的传统上，很少有孔子这样的情况。另外，孔子的讲学活动是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所以特别地讲文明。

　　文明与野蛮有明显的区别，是走向“人文化成”的世界，通过道德教育来转化人的气质。当时的孔子，既无权无势也没影响，就是与弟子们通过自我的修炼，道德的转化，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竟然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过程当然很艰巨，但他们有信念，相信人的修养可以转化政治的游戏规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就是以后发展成的“仁政”，政治的理念和道德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思想模式。

　　此外，孔子注重文而不是注重武。希腊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很多地方也有。儒家基本上就是圣贤人格，完全体现了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追求。所以，Civil(公民的)这个词体现了孔子的精神境界，第一他不是野蛮的；另外，Civil就不是好战的；另一个Civil不是官方的。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孔子的思想就跟那时候Civil的观念有密切联系。既然有密切联系，就有人认为孔子可能是今天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先驱之一。今天我们讲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我们用civil这个词的时候，就有这三个含义，是民间而不是官方；讲求人文化成；注重文而不是武。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社会观察》：那么，对于孔子诞辰日与教师节的关系，您是否有更新的一些建议和思考？我们该怎么样尊师重教？尊师重教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对于孔子诞辰日成为教师节，我并不是说非要把9月28号作为中国现在的教师节。我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的建议，如果世界上已经有了教师节，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日期。如果没有教师节，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规定自己的教师节，这也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他们没有教师节，又要建教师节但又不知道哪一天合适的，那我就建议用孔子的生日。

　　我现在的建议跟以前不同，现在建议把9月28日定为“尊师日”，这个尊师日不是说大家放假，不是要中小学生在这个日子给老师送花、送礼请吃饭之类的。我的这个尊师，师不是一个职业的观念，师是一个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对知识、理性生活做出极大贡献，做出极大塑造作用的这一批人，我们要感激的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好几个。尊师日那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重，如果过世的话，要怀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敬重，有的时候一帮学生合起来，对师敬重就是拜访他、请教他。也可以组织讨论会、诵经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尊师应该重道。这个道不是狗道、不是猫道，应该是人道。这个人道，因为“天、地、人”三才的关系，人道与天道、地道应该配合起来。这个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现在除了什么感恩节、情人节外，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成一个哲学日。哲学日是在世界各个地方举行的，举行的时候，甚至总统都要参加，想利用那天突出哲学的重要。尊师日，就想利用那一天突出老师的重要。

　　《社会观察》：其实在中国，除了教师节外，有这样一个尊师日也非常好，这包括仪式性的一些东西，也包括里面的内容和意义。

　　杜维明：我就是这样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师日，当然还有教师节。假如教师节改成为尊师日，当然很好。假如尊师日影响超过教师节，也很好。如果尊师日和教师节平行，也很好。当然希望将来能够合而为一。我们以前努力的就是要把教师节改成9月28日，9月28日是尊师日，如果尊师日做好了，自然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教师节，不是名义上的教师节。

　　从这方面看，在那一天，当然我们敬重我们自己的老师、师友，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民间讲学的，突出道德修养的，把一般社会上政治游戏规则彻底改变的人——孔子。政治要为人民创造生存或者是富裕的社会，而且要变成有教养，自己的人格要不断发展的环境。这个人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师达到最高的水平，是这样人格的折射，这种价值的回应，我觉得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老传统讲“天地君亲师”，天和地，当然君王现在是国或者说社会。这里面的师和天地父母、国家社会放在一起，是有深刻意义的。孔子讲到“五伦”，其中就有师生之伦，不仅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师友。孔子跟弟子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用荀子的话说，如果不学就没有资格做老师。老师对学生的回应，按照学生的需要，像中医一般，这其中完全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互相学习，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像忘年交。我觉得这些都是现代人所匮乏的，现代人太过分地注重知识和技能，对于人生的智慧或者人的全面发展注意不够。

　　尊师重道的那一天，不仅是对孔子，而且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知识积累中间，也要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日子就是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精神，安顿生命

　　《社会观察》：一方面，要回到过去，希望从这里面得到许多养料或者智慧、启示；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沟通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古代和今天的对话问题，回归传统不是一条可行的路？

　　杜维明：古今、东西之争，我们现在其实是已经超越了。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可能没有深厚传统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受传统塑造的。以前有个观念，传统会阻碍现代性，要把传统去除掉。现在发现，传统塑造现代性。特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区域化和地方化与国际化、全球化同步进行。越全球化，就越觉得是属于欧盟还是属于东亚的；越全球化，越觉得是属于日本的，属于中国的，全球化成了区域化地方化的背景。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把一些地方知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知识。所以一定要扎根，在你自己的文化上，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又不是封闭的，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和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有很深厚很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大，不仅是中国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同时也包括东亚社会散布出去的东亚人，不仅是中国人。像韩国是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但如果对韩国的基督教做细部的分析，会发现有很多儒家的因素。

　　现在韩国很多教徒到美国传教，他们传教的方式以及组织运作的方式，跟美国传统的个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传播方式不同。他们常常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儒家的世界里，有几个特色，一是比较宽容，在这个地方，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并存。以前我们讲中国的儒释道，儒是儒教，此外还包括伊斯兰和祆教。以前去过贵州的一个古镇，古镇有一个道观，道观的前边就是一个佛寺，再往前就有一个书院，前边还有一个天主教堂，这种不同宗教并存的局面是很重要的。这个跟一神教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是有很大不同的。

　　另外，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习文明。鸦片战争以来真正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就不是一般所谓的保守的。像康有为的一些观念，是非常新的，从现在来看当然是非常有创意的。除此以外，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对话的文明，有对话的基础，在运作的时候有所不同。我的感觉，我们现在讲的文明的对话，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中国地区的文明对话，譬如说汉人跟其他的民族，跟藏人、维吾尔族人的对话。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这样一来就形成儒家文化圈内部的对话，中国跟日本、韩国还有越南，以及在更宽广的世界里对话。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国应该与周边、东亚乃至亚洲，包括印度和东南亚进行对话，再到与伊斯兰世界、非洲、拉美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可以使得中国和西方对话集聚的资源比较深厚。

　　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而这个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说和当今社会可以融合的问题。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泛滥成灾，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一切都市场化。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甚至包括道教，都会起一种积极作用，安顿生命。有位佛教徒说，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心灵的纯净问题。

　　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是对自己，恕是对他人，忠是中心，恕是如心，下面是心。佛家讲慈悲，下边是心，道家讲感应，下边也是心。以前儒家的“仁爱”的仁字，叫做“下人尔不从人二”，讲的是社会关系。我一直对这个有点不满，我认为“仁”应该是代表着内在的道德性。现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仁”的写法为上面是“身”，下边是“心”。

　　毫无疑问，“仁爱”表达的是身心的问题，个人的修正、个人的发展问题。是身心统一、协调、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不是特别关注心学的问题，关于心灵的学问。我认为现在不是说传统文化的精神跟现代社会怎样融合，或者说传统精神对接现代社会发生怎样的冲突问题，而是以现代性来对传统各种不同要求、批判继承过来，传承精华。所谓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价值，和现代市场社会所造成的这种连诚信的底线都不能维持，它能够做一些怎样的批判认识而且能提供怎样的资源。

　　我们不要总是说要回归传统。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是基本，传统是活的东西，而且会变化。如何以传统文化的精神，来转化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不是要跟它融合，是要改变它。也不是要对接，而是对现代社会优良的方面，比如启蒙以来的理性、自由，要更进一步地吸取。

　　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当然那段多半是在海外；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通过这三代的努力，我们了解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最核心的价值都能够互补，再就是对现代的社会能不能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期待传统文化来矫正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这样就有点工具性了，等于把它当做是一种治病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新的视野，新的人生观、宇宙观，新的信仰。不仅是行为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而且是深层的一种自觉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人的存活，对人的自我认知，对人的发展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逐渐改变，逐渐升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资源。

　　讲到古今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印度学者说他和美国的同事在谈话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谈话的对象有这样一种傲慢：你们的现在是我们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是你们遥远的未来。这就把整个人类的文明，分成不同的几个阶段了。经济、政治完全用GDP来衡量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宇宙观，人的心灵平静，社会的和谐，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有人讲得非常清楚，GDP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的，不能量友情，不能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量一个人身心的整合，人和社会的协调，人对自然的一种尊敬。人心和天道的和谐都不能量。甚至出了车祸，因为空气污染生病要医，把老的建筑全部摧毁，然后建新的，建完后再摧毁，这些过程都是增加GDP的方式。也可以买车，车祸要赔钱，再买车，这都是创造GDP。所以有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讲NegativeGDP(负向GDP)。如果悲剧的事情出来的话，要把GDP抵消掉的。

孔子诞辰是内涵丰富的象征

　　普世价值，文明对话

　　《社会观察》：显然，孔子诞辰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

　　这个日子蕴含着这么多丰富的意义在里面，您刚才说的这个精神，包括公民含义在里面。那么问题在于，现在世界各地对待孔子思想，经常说孔子思想照亮世界，它能么？另外，其他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怎么看待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他们能接受么？

　　杜维明：我这样构想，如果从世界精神文明的立场上看，儒家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摧残，现在刚刚有点生命力。在国内就没有受到很大的认可和重视，在国

　　外认可当然也有一定的障碍。但我们看到，国外的学者或国外的社会对他的正面评价，比国内的要高。知道孔子的人数，当然不是很多，没办法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比。而且到现阶段，对孔子的尊崇基本上是东亚的现象，基本上是古代汉语的世界。第一期是从曲阜到整个中国，然后是从中国到东亚，将来能不能从东亚走向世界，现在还是个疑问。毫无疑问，

　　现在还不能把儒家当作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的思潮，这个为时过早，这是现实。但从我所了解的他的价值，他所代表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远景，乃至对人类文明现在所碰到的困境能够作出创新性的回应这几方面来看，他的前景还是很光辉灿烂的。

　　《社会观察》：孔子的思想为西方国家接受较慢，这是否因为一个是语言上的障碍，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些微言大义，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表达或中国传统的这种表达，与西方的话语体系，还存在一个对话的方式和渠道问题？你一直所提倡的文明对话或文化的对话，是否也是相当困难的？

　　杜维明：相当有困难。但问题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语言来了解圣经，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语言了解可兰经，了解国家的经济。圣经、可兰经、佛教的教义都不简单，佛教的教义更复杂些。儒家的基本精神，关涉人人日用之间体现的做人的道理，所以它跟现代社会的相关性更大些。所以，能不能够构建起中西文明对话的方式，能不能在中西对话中起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两者是有分别的。

　　我参加了普世伦理的一些讨论，现在一个基本的信念我觉得很有意义，所用的观念就是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认为这比基督教所提出来的“己所欲施于人”可能更符合文明对话。所谓塑造，就是不把我认为最好的强加于人。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现在文明对话，走向和平文明，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另外，孔子所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基本的信念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到普世价值，从这个立场来看，孔子有一些探讨普世价值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有的时候大家对孔子感到很骄傲了，某诺贝尔奖得主说，将来世界如果要存活的，就要回归孔子。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值得骄傲的，因为诺贝尔奖得主一般是科学家，视野也不是很宽阔，而且也不了解东亚。

　　我们从更宽广的立场来看，讲孔子的价值问题，到底这种思想面对人类在21世纪碰到的困难，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常常发问的就是21世纪儒家的问题。我们了解到，21世纪必须要出现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从启蒙以来，是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它是对宗教精神的排斥，而且对自然有相当的侵略性。

　　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新的人文主义，一定对宗教是尊重的，而且有自己很深刻的宗教性，对自然也是尊重的。像中国的传统中，敬天、畏天，事天，就有一种敬畏感和尊重感。对地球、对人的身体、社群，包括我们的家庭，国家，对人类世间、天地万物，不仅有尊重感，而且有亲和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一定的说服力。甚至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世界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对超越外界世界比较向往的宗教，都要回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蓝球”，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因为不能把力量集中在上帝，未来的天国，也不能归结为彼岸世界或净土。

　　现在就重新尊重地球，这个理念在儒家根深蒂固，而且历史悠久。天地的概念以及思想，确实具有普世价值。很多人也看到它的重要性，特别是比较杰出的哲学家，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也比较尊重。另外，不能忘记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像伏尔泰、重农学派关键人物等，儒家这套思想对西方整个现代发展的过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现在，西方对他们自己的启蒙进行非常严厉的反思、严厉的批评，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社群，还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在西方都是强势。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学者多半是西方中心论，对西方之外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对儒家基本上是漠视的，所以德里达来中国说“中国没有哲学”。哈贝马斯也没有太注重中国的哲学，这一代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很片面，但这个时代是会过去的。

　　《社会观察》：您刚才提到很多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孔子思想，最近讨论得比较多，他能成为普世价值观么？因为现在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观基本上都是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世界来的这些观念，这个您怎么看？

　　杜维明：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把西方的价值当作是普世价值观，而把中国的价值当作是亚洲价值，而亚洲价值又常常被认为是和民主、科学对立的。我基本的理解是，自由、民主、人权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扎根在西方启蒙所展现的现代世界的土壤里。仁义礼智是扎根在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中，如果说人就是一种同情恻隐，说注重理性，不注重同情恻隐是不行的；只重自由，不注重公益，不注重公正是不行的；只注重法，不注重理是不行的；只注重人权，不注重责任是不行的；只注重个人的尊严，不注重社会的和谐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倡的是，核心价值之间的文明对话。这样子，我们是站在平等互惠的角度。比如，伊斯兰的一些价值，伊斯兰特别注重公正，基督教在美国特别突出自由，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

　　人权论说，美国特别注重第一代的人权，重视政治权；中国现在提倡的是第二代的人权，是经济权。有的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权；有些人说如果没有饭吃，住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清洁的水都没有，就没有人权。这都可以进行讨论。巴西和阿根廷，也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不过后来基本上崩溃了。菲律宾也曾这样。日本以前经济的发展和近20年来的停滞，这种例子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验甚至说我们碰到的困境和问题，可以为人们所参照。

　　《社会观察》：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经验比中国模式更贴切些？

　　杜维明：模式有个含义，这个含义实际上是不健康的，就是典范的意思。如果说是中国模式，就是说我们现在走出的路是可以教导你的，我们跟美国走的路不同，或者说将来的第三世界要走我们的这条路，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从另外一方面看，美国的模式，或者说美国梦，就是每个人都有房子，有车子，有足够的资金薪水，每年都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一次。当然，这种美国梦不能在欧洲履行，更不要说在亚洲，其实在美国自己社会中就没办法全部履行，大概在美国只有极少数才能履行，10%或15%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典范，如果美国的生活在自己的本国要达到理想的水平，我们就要两个地球来支撑。如果大家都要的话，也许五个地球。所以说，这个不是典范。

　　9月28日，一个内涵丰富的象征

　　——专访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

　　采访⊙程 也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孔子基金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8年起)、孔子文化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十三堂国学课》、《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等。

　　《社会观察》：有学者建议把教师节由现在的9月10日改在9月28日孔子诞辰日。据悉，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加州的教师节、马来西亚的教师节以及中国台湾的教师节都是定在9月28日这一天。您怎么看？

　　楼宇烈：的确，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出现过几次讨论。首先，9月10日这个日期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含义，不像西方的圣诞节或者我们的春节那样有着某种特殊的纪念意义、文化意义、风俗内涵等等。

　　《社会观察》：据说最早建议设立教师节的教师之一方明先生曾表示，在确定教师节之初，他征求过冰心、叶圣陶等老前辈的意见。叶圣陶先生建议教师节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一开始就记住尊师重教。

　　楼宇烈：如果仅从文化意义上说，“孔子”是我们重要的文化符号。作为纪念日、节日来说， 9月10日比9月28日在文化含义上少一些，9月28日的内涵更丰富。有人说，“圣诞”可以成为节日，因为人们认为耶稣是伟大的传播者、教化民众者，所以把他的生日提出来纪念；“佛诞”，人们认为佛陀是大智慧者，是教育家，也把他的生日列为纪念日，那么是否可以有“孔诞”？因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影响着后世人格的养成、礼仪制度的建立等等。

　　这就涉及一个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的问题。孔子为什么被称为“至圣先师”？一来因为他在教育上的确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才受人尊敬；二来，他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渐渐形成的一种教师形象的象征性的代表，成为了一种作为文化认同的符号。很多人并不认同孔子的学说，而且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都出现过很多大教育家，很难说谁高于谁。甚至因为年代久远，关于孔子的诞生日究竟是不是9月28日，还有很多的考据说莫衷一是。孔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正确，所谓人无完人。

　　但现在说到孔子，人们想到的已经不是孔子本人了，更多的是符号化了的孔子，是大教育家孔子、是儒家代表孔子、是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孔子形象不仅在国内被广泛认同、在世界范围内也普遍得到认同。我觉得从继承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9月28日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对我们国家两岸四地之间的文化认同也有现实意义。

　　对传统的继承、对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对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重点不在形式。历史长河是不能割断的，不能否定过去。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是不可分的，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未来。我们认同传统并不等于照搬过去，最重要的是精神的延续。

　　《社会观察》：那么，在面对所谓传统文化的去糟粕留精华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取舍？

　　楼宇烈：什么是精华？什么又是糟粕？我觉得我们不要花大力气去做浩大的工作把精华和糟粕做区分，因为无法区分。

　　精华，如果你不会好好地用，浪费了；如果你用错了，那更糟糕。糟粕，如果你会用，就能发现里面的价值；如果你能用得好，还可能把它转变为精华。所以，精华和糟粕不是绝对的，关键看我们的认识能力、运用能力。比如一个历史事件，在当时人们就可能有不同的评判意见，而我们现代人，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又会有许多新的见解。精华要继承，但不能照搬照做，因为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情况不同；糟粕也不能就丢弃，因为我们应该去分析、解读。很多想法要落到事实中去才能评判，不然只是一种推理、想象。

　　《社会观察》：这就像现在常说的，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关键就在于你会不会用，有没有能力用。

　　楼宇烈：现在误读、错解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比如孔子说“仁者自爱”，什么意思？有些人简单地从字面上推理，“自爱”，爱自己啊，那就是自私喽。其实不是的，恰恰相反，自爱不是自私，而是自重。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能够自知、自爱，才会珍惜自己的荣誉，才会去理解别人、尊重别人。

　　《社会观察》：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古人本来是这个意思，结果被解释成了那个道理，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走下去，只能越走越错，或者发现不对了就怪在古人头上。

　　楼宇烈：我们不仅要认识传统，更要注意不能误解、曲解、以讹传讹。比如一些东西用现代汉语去理解可能在含义上会相差比较多；又比如一些含糊不清的用法等等。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费周章，去费劲地做一些宏大的事情，倒是可以从具体的做起，把曲解的、误解的给正过来。现代人的通病是太自以为是，对自然没有敬畏感。有句话叫“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儒家也说要“尽人事”，但那只是半句，还有后半句——“听天命”，我们必须要努力，虽然仍旧可能失败，但要知道不成功也是正常的。因为所谓的成功要有很多很多因素组成，有偶然的也有必然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下子全学习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选读、讲解、实践一些。有些东西也不必原封不动地保留，完全可以随着历史而发展改变，历史的长河是要淘汰一些东西的，要留也留不住。关键是要把精神内涵继承下来。比如以前我们进行跪拜是表示礼貌，拜师啊之类，国外也有表示礼节性的下跪等等，现在我们用握手的形式代替，这其中变化的都是形式，不变的是内涵、文化。

　　《社会观察》：当下国学兴起而成为了一种时尚，文化产业也非常热闹，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楼宇烈：我常常说，现在的人们老是学习西方，可是怎么不学学西方对自己传统的保护、尊重和自信呢？我们好像总觉得我们的东西落后、拿不出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这么不自信？

　　孔子说“富而教之”，不教的话会产生很多堕落的现象，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为了追求热闹歪曲历史的事情太多了，有些为了生意目的的热炒，我认为就是三句话——糟蹋传统、腐蚀演员、误导观众。

　　我们现在说文化产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文化产业？好像说不清楚。我们以前总是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不是该到了转变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考虑“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以产业的形式发展文化，而不是用文化去赚钱。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情况是卡在文化这里上不去。我们很多做法不仅没有发扬文化，恰恰是在破坏文化。中国人没有中国人的文化怎么行？没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意识不到文化的流失，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多事情，要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社会观察》：中西方的文化不同，对一个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下判断之时也应该多角度冷静分析，“兼听则明”。那么，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

　　楼宇烈：中国是以教育立国的国家，重视教育是我们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者始终是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此外老师教授、学生学习也都不仅仅是知识的传习，而是在发现、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即“为学之方”之上。而这似乎恰恰是现在我们教育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教”与“学”是两个意义相通的字，我们说教学相长，教师应该为人师表、爱护学生，学生应该尊师重教、努力学习，这两方面都十分重要。教师应该开启人们的智慧、对社会尽到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职业是只有“仁者”才能够做的，比如教师、医生。因为仁者自爱爱人，前面我们说到过，这个“自爱”不等于“自私”。所以我们有尊重老师的传统，孔子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我们有那么悠久的优秀的教育传统，我们应该有自信。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大加强人文建设。

　　《社会观察》：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非常重视西方，以西方标准为准。在科学领域，一加一等于二，标准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在人文领域恐怕不是这样简单吧？

　　楼宇烈：我觉得我们用“社会科学”并不能很好地表达“人文”，科学更重于量化研究，衡量、统计、比较等，注重数据和实证。但是“人文”不同，有一些随意性，有一些灵感的东西，有一些很难量化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把它们量化起来，这需要反思。我们说“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人文的观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时一时一地看，做一件事情也许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放到大环境中、历史长河中，就不见得是合理的了。

　　还有一些概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被人们用得很多，用得滥了。但是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该怎么理解呢？“自由”，不是彻底的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那是不行的。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关键是“不逾矩”，有了规矩才能自由。“民主”，现在已经被搞成了小集团愚弄大众的游戏。“平等”，绝对的平等其实是不平等，因为人和人的体力、智力等各方面都不同，不让其发挥或者抑制其发挥都是不行的，一定要大家都一样，表面平等了，其实是不平等。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有的人人云亦云，有的人在精神上做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奴隶。

　　人文领域的很多东西，比如哲学、艺术，是“无用之大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种树不容易，要十年才能“后人乘凉”，培养人要花更长的时间，更不容易，而培育了人之后又会影响百年。又是一届教师节来临之时，教育问题的确应该好好思考。教育是本，影响到现实，也就影响到未来；涉及个人、国家、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职业是只有“仁者”才能够做的，比如教师、医生。

日本的孔子祭活动起着弘扬儒学文化示范作用

 

　　日本的“孔子祭”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自古以来就对孔子这位汉字文明的启蒙者推崇备至。当今日本各地的“孔子祭”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尊孔活动。追根溯源，日本的“孔子祭”，其实就是中国祭祀孔子的“释奠”。

　　“释奠”，原是中国古代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其中的“释”意指祭祀用的酒食，“奠”则是供奉用的绢帛。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和鲁国父老就以此来祭祀孔子。公元前195年，汉高祖途经鲁地时，以最高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曲阜祭孔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典礼，延续数千年之久。两汉儒风颇盛，“释奠”渐渐从曲阜传至全国。东汉以降，主持“释奠”者或为君王或为重臣，仪式十分崇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承积淀，“释奠”的内容渐渐丰富，至唐代时最后成熟。唐代在祭祀孔子时，还陪祭孔门七十二贤和先儒二十二贤。也正是在唐代，“释奠”经由入唐的遣唐使传入日本。

　　日本典籍关于“释奠”的记载首见于公元701年。前一年编纂的《大宝令。学令》规定，在都城设立大学寮和国学，每年按时举行“释奠”，这是日本仿效唐朝文章制度的重要活动。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日本朝廷先后颁布律令《弘仁式》和《延喜式》，其中继续规定了“释奠”的内容。

　　日本朝廷对“释奠”的认识最初流于粗浅。直到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完整地传入唐礼，日本的“释奠”才渐上正规。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日本举行“释奠”，礼仪上学习唐礼，又兼有日本本国的特色，标志着“释奠”已融入日本。但由于未推行中国在唐宋之交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儒学在古代日本一直缺乏关键的制度支持。朝廷学校只接受贵族子弟，“释奠”也就限于上层贵族的狭小圈子。在12至16世纪的日本，古代日本律令政治解体，“释奠”的儒学色彩日渐黯淡，渐渐成为贵族的文化活动。与此同时，律令政治解体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士阶层也开始举行“释奠”，这是后来“释奠”复兴的温床。

　　17世纪初，统一日本的江户幕府将源自中国的朱熹派儒学定为正统思想。在幕府的推动下，衰颓已久的“释奠”迎来了复兴。1633年，日本大儒、幕府学官林罗山在私邸第一次举行“释奠”，并在三年后恢复了“释奠”讲经的传统。1659年，续任幕府学官，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复兴春秋两祭的制度，在五年后又恢复了“释奠”的乐礼。随着礼乐的恢复，“释奠”的影响渐及朝野。1691年，幕府修建的汤岛圣堂完工，标志着“释奠”成为国家典礼。在明治维新前，汤岛圣堂一直是日本祭孔的中心。幕府的祭孔活动推动了日本社会学习儒学的风潮，最终促使儒学成为江户日本的统治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维新政府努力消除幕府的政治和思想影响，致力于建立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儒学因此失去了旧日的官学地位，官方的“释奠”被废止。但在明治维新后期，儒学的影响渐渐复苏。官方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教育敕语》，融入了大量的儒家思想。同时，日本政治和经济的领袖人物，对近代化时期剧烈的社会冲突深感忧虑，就向儒学寻求救济之道，日本的“孔子祭”遂开始恢复。1907年，汤岛圣堂重新开始举行“孔子祭”，各地的孔子祭祀活动也渐有发展。在二战之后的民主化改革中，日本朝野反省维新以来的成败得失，儒家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肯定。此外，儒学在战后的影响也体现在新兴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中，后者在日本“经济奇迹”时期曾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当今日本影响最大的“孔子祭”，有每年四月第四个星期天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典礼，以及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长崎孔庙举行的典礼。汤岛圣堂的“孔子祭”由公益财团法人斯文会主办，仪式大致因袭江户幕府世袭学官林罗山家族的传统礼制。长崎孔庙的祭孔典礼是在中国曲阜孔庙的直接指导下恢复的，大致与中国的仪式保持一致。在现代日本，汤岛圣堂、长崎孔庙，以及各地的“孔子祭”活动，都起着弘扬儒学文化的示范作用。

　　(神奈川大学访问学生张子平)

　　“周命维新”需要制度安排——专访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

　　采访⊙魏迪英

　　五四以来，左翼激进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的前提一定要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我无法认同这种立场。彻底打倒传统文化，又无法顺利移植期望的外国先进文化，结果只是造成一片废墟。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市，1970年到河南兰考插队，1972年进厂做工。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思想史，目前关注的方向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

　　《社会观察》：对于呼吁在孔子诞辰日过“教师节”的提议，您有何看法？

　　朱学勤：早期儒家在精神上是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孔子提倡周礼，却也十分注意制度的流变和设计。假如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之后，在制度改革上却没有足够留意，就未免有些虎头蛇尾。

　　要改革当今的教育制度，体制内的大学可以借鉴教授治校的模式，比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的评议会制度。同时，更应该允许民间资本投资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还有综合性普通教育，和体制内的学校发生竞争。否则，尽管年年有“教师节”，或者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乃至教育部发文件，也难以解决现在教育的问题。

　　《社会观察》：再往前追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被称为“教育的春天”。您作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如何看待“教育的春天”在当时乃至历史上的意义？

　　朱学勤：“教育的春天”是一次政治突围。改革第一步，还不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些经济层面的改革，都引起过巨大争论，效果也有起伏，今天已见动力衰退。改革当年很快破局，和“教育的春天”有很大关系。

　　邓小平在1977年7月复出，暑期在武汉听几个大学教师与管理人员谈到要恢复高考，便当即拍板，不必等来年，秋季即开考。当年12月，老三届考生走进考场，从提议到实现，只有短短四个月！天翻地覆，老邓抓住一代青年人之心，就抓住了80年代。这一代人与他的政治蜜月达到顶点，是在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四个学生突然亮出“小平，您好”四个大字。那是一段令人缅怀的岁月，但是很短暂，今天教育却面临危机了。

　　从历史上看，“教育的春天”和中国古代的科举有相通之处，但也不要拔高神化，它是“暗合”，无意中与古人逢新旧鼎革，即与民更始，开科取士的传统做法对接。顾、黄、王坚持游击战，打了十几年，九死一生，还可坚持，康熙一开科举，还颁布特殊政策，对这些前朝义士开“博学鸿儒”科，免考入仕，黄宗羲就难办了。他自己可守节，但子弟要下山则不能挡，也挡不住。

　　“流亡不是难堪日，开科方是大问题”。中国古代王朝鼎革，新王朝都会以开科举建立与士人的联盟，汲取政治合法性。在历史上背离这一制度遗产的王朝，无论功业多盛，国祚都难持久。元朝迷信暴力，不开科举，到最后颓势已现，再开科举，已经来不及了。

　　《社会观察》：如您所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契机就是“教育的春天”。今天人们对教育有许多批评意见，您认为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一领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期望？

　　朱学勤：我刚才说那是一段令人缅怀的岁月，但很短暂，就是这一意思。政革从“教育的春天”起步，这一代人还在，“教育成危机”，怨声载道。现在回头看，传统价值不是没有值得借鉴的部分，比如尊师重教。但要养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仅靠对儒家传统价值的宣传是不够的，穿汉唐衣冠行古礼，则更是滑稽。还是要靠制度性安排。比如要在大学恢复尊师重教的氛围，就不仅要从学生做起，更要从学校的行政当局做起。行政当局不尊重教师，学生怎么会尊重？当教师不是学校的工具，而是学校的主人之一，学生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

　　《社会观察》：您在1991年写过《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一文，其中就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阐述的政治哲学进行了讨论。您当时为何会对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以及儒家传统产生对话的冲动？

　　朱学勤：80年代末，我遭遇一场精神危机，特别想知道历史上遭遇类似变局的士人心态，他们想什么？做了一些什么？故而会追寻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直至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一是找书看，二是实地踏访。王船山流亡作遗民，是在湘西苗区大山，我走不到，距离远，经济拮据。顾炎武、黄宗羲就在江浙两省，离得近，还是能走到吧！就背一个旧书包，孤身一人，与农民挤在破旧长途汽车里，有时是拖拉机，去找顾炎武、黄宗羲的墓。后来读陈寅恪，还去找过钱谦益、柳如是的墓。

　　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一两年。结果分两层：在精神气质方面，至今还崇敬这些先驱人物，关键是因为今天士风日下，精神气质已经消失殆尽。在学理方面尤其是政治哲学，则发现顾、黄、王已经走到了那个时代的尽头，“断潢绝港，只差一篙”，连牟宗三都说要“嵌陷”，需另辟蹊径，再走返祖开新的路，行不通了。

　　当时不少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向四面八方敲门，有人敲开这扇门，有人敲开那扇门。我当时敲开了儒家这扇门，但经过一年左右的阅读思量，还是退了出来。所谓“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从精神伦理层面开不出制度安排)，就是这一时期敲门、进门、再出门给自己留下的反思小结。

　　《社会观察》：《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反映的是您多年以前的思考，那么您现在对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什么样的见解？

　　朱学勤：还是那句话：一同情，二保留。五四以来，左翼激进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的前提一定要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我无法认同这种立场。彻底打倒传统文化，又无法顺利移植期望的外国先进文化，结果只是造成一片废墟，即胡秋原所言：“西化打败了中化，俄化打败了西化。”后者乘虚而入，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

　　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有其合理性，孔子时代的儒家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自然法。周代八百年文明，其实就靠宗法制和封建制维系。而宗法制和封建制，又是植根于人类早期的血缘联系。在农业文明时代，儒家有现实感，符合社会实际与人之常情。就此而言，儒家不仅是学理，甚至不主要是学理，而是习俗、自然法，甚至是宗教，在方方面面维系着中国的古代文明。

　　对于在当代复活儒家文化，目前我持保留态度。前现代文明遗产，在现代社会必定会有扬弃。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很难通过对儒家的重新诠释和宣扬，设计解决方案。极而言之，儒家在现下或许还是能暂代宗教，“修身、齐家”还可以，再往上走，到“治国、平天下”制度层面，则捉襟见肘。不是说几句“创造性转换”——对古籍经典作一些新注释，就能从古书堆里“开”出一个现代制度安排的。

尊师重教应将尊重落于实处

　　尊师重教应将尊重落于实处

　　——专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

　　采访⊙吴焕良

　　在中国文化中，师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应当是社会楷模，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从事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社会观察》：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倡议将孔子诞辰纪念日设为教师节，对于此种主张，如何理解其所蕴涵的表征和诉求？

　　葛剑雄：儒学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是否适合今天的社会，应该全面来看。我也注意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强调对传统儒学要作创造性的转化。应该说，儒学是我们今天道德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以教育、师道而言，我们也可以吸收外国的优秀资源。儒学是我们国内的重要资源，但我不认为是唯一的资源。即使从吸收儒学的角度，我认为应该是本质上的，不要过于讲究形式。如在礼仪上，不必墨守成规。比如以前讲师道尊严，要有跪拜，我不赞成，鞠躬、肃立都可以，要适合今天的青少年，适合今天的社会。总之应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具体的方法可以商量，可以逐步完善。

　　同时，任何事情都有轻重缓急。对中国今天的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考虑如何把诸如义务教育、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工作做好。至于教师节定在哪一天，如果现在还没定，我也主张选一个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教师意义比较大的，比如孔子的某一个纪念日作为教师节，这个我是赞成的。但现在的实际是，大陆已经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那就首先要将这个节过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不必匆匆忙忙地改。放在哪一天当然有象征意义，但即便改到了孔子诞辰那一天却还不重视，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该怎样重视教师节。教师节主要是促使全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为教师做点实事，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家长学生新的负担，变得庸俗化。假如那样，即便改在孔子诞辰日，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社会观察》：传统文化中的“师”，作为士大夫阶层的重要群体，有着家国天下的道德追求与担当，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中，道的传承被列为首位。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今天的“师”该如何看待？

　　葛剑雄：“师”，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作为职业而言，古今中外没有区别。但另一层，在中国文化中，师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应当是社会楷模，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历史上的国人认同“天地君亲师”，将“师”列于仅次天地、君主、父母长辈的序列中，遵从“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训。在这个意义上的“师”，不仅是一个职业，更应是道德人格的化身，应当引领学生，而且在社会上发挥道德典范的表率作用。

　　现代社会中，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功能越来越全面，分科也愈加细致，职业教师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另一层面，作为道德人格与社会楷模意义上的“师”，确实是越来越少了。这两者已很难合在一起。当然，两者兼而有之则属最佳，但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能够做到二者兼优的老师，已然是很少的了。

　　这正如同对一个演员的要求一样，最好是“德艺双馨”。但实际上对演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奉公守法，遵守职业道德，而不能根据他所演的角色来要求他。他台上演一位伟人，平时就应该用伟人来要求他，办得到吗？现代社会中的教师首先是一个职业，基本要求是忠于他们的职业，要有职业道德。能成为社会的典范当然最好，但这只有少数特别优秀的教师才做得到，不能作为普遍要求。

　　现在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连基本的职业道德都没有做到。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其职业道德不仅限于授课，还要包括课外，包括自身的行为。虽然不可能每位教师都成为道德楷模，但至少应当做到奉公守法，在工作中，在学生面前和学校中给学生做示范，至少要守住底线。作为教师，在传授知识之外还要关心学生，要有人格感化的力量，这些其实就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一部分。

　　《社会观察》：尊师重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保证了文化血脉的绵延不绝。近代以来，学校教育体制的发展，教师的职业化打破了传统师道尊严存在的伦理秩序。今天的师道，又依赖什么而存在？

　　葛剑雄：尊师重教的原则是一直不变的，但尊师重教的方式与内容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我主张对老师的尊重不仅体现在听他的话，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的观点。我不反对学生反对我的观点，更希望他们能超越我。真理面前，师生是平等的，这一点，不需要盲从。对尊师的方式、形式，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也可以不一样，并非一成不变。

　　另外，以前的教师之所以成为一个楷模，也与当时人际关系较为简单有关。农业社会中，没有如此开放的条件，接触面很小，一个学生接触的就是同一个老师，言传而身教。而今天则有很大不同，学科的细分，信息来源的多样化，这种情况下，将优点固定到一个人身上，作为学生唯一的崇拜对象，也是不现实的。

　　尊师重教要靠全社会的努力，学生、家长、社会都有责任，教师自己也有责任，要自尊自重，但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政府要在制度、政策、行政、经费等各方面予以支持和保证。

　　教育就是“仁而爱人”

　　——专访特级教师于漪

　　采访⊙吴焕良

　　我们孩子们的精神哺育是需要经典，需要优秀文化的，而不是乱七八糟抓一把杂草放进去，这将会影响他们的终生。

　　于漪：江苏镇江人，上海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1978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长期担任上海市普教系统名师培养基地、德育实训基地主持人。

　　《社会观察》：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倡议改以“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作为教龄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老教师，请您谈一下我们现行的“教师节”的背景。

　　于漪：关于这种声音，我之前也曾注意到。对于他们倡议中“现行教师节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的这种说法，我也是认可的。但也应该注意到，现在的教师节，即9月10号，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十年动乱，教育、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当时无所谓师道尊严，那时候的教师都成了“臭老九”。如此一来，教育受到极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教育本身应当是居于战略性地位的，而当时人们对教育的这种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80年代中期，教师的流失很严重，特别是有些学科如英语、艺术等，流失很严重。大学的情况还好些，中小幼教师流失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要有一个教师节，目的就是为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氛围。9月10号作为教师节，是1985年经全国人大通过的，当时主要是为表达一种尊师重教的导向。

　　《社会观察》：现在从国家层面的“科教兴国”战略到社会以及每个家庭，都充分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将子女的未来发展希望寄托于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很大进步，但同时现在的教育领域又面临许多新问题。该如何看待我们当下的这种教育状况？

　　于漪：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二三十年的时间，教育的情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教育在量的发展上，成就可以说令世人瞩目，义务教育的普及、扫盲工作成就、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等。从硬件上来讲，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很多，但从教育内涵来说，我觉得教育也面临着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现在的学校要对学生进行的价值观的教育，跟社会上的多元价值、多元文化是有许多矛盾的。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做教师，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实际上是主流价值观。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跟社会上的价值观基本吻合的。而现在的家庭文化、社会文化与学校文化，学校所传授的、提倡的文化，却有很大差别，这样就给教育带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最好要形成合力，但现在很多是形成分力。比如学校要减轻负担，就要实行素质教育，当然学校本身做得怎样是一个问题，但许多家长不这样做。报纸上刚刚报道的，一个7岁的小孩每个星期要参加6个不同类型的辅导班，这是家庭主导，不是学校规定的。

　　现在几乎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而不顾及他们的具体情况。家庭教育本来着重在教育孩子的品德、习惯，这是学做人最重要、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但现在这部分是缺失的，反而是专门在打造一些解题的技能、技巧。

　　社会文化方面，我们读书的时候，看本书都很难，也买不起。现在书多得不得了，但却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而且垃圾性的娱乐型快餐文化挤掉了优秀文化。但我们孩子们的精神哺育是需要经典，需要优秀文化的，而不是乱七八糟抓一把杂草放进去，这将会影响他们的终生。现在的快餐文化中，诸如超女、好男儿等比赛，都把孩子们的头脑搞昏了。由于他们无生活经验、文化积累，文化判断力很差，基本上是照单全收，只要手段先进，就能吸引眼球。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跟我们对孩子的读书做人教育所需要的精神文化区别很大，抵消得很厉害。

　　《社会观察》：前面讲到现在教育面临社会多元化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泡沫化和快餐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看待我们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教育中的角色和价值？

　　于漪：对于传统文化，其实外国也是很重视的。比如英国，像伊顿公学，是不参加什么评比之类的。我并不是说绅士教育怎样，但体现出对本民族的传统很重视，民族文化精髓的部分不能随便丢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现在却是把自己的东西铲除得很厉害。这样一来，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文化也好，就变得浮游无根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好的东西，有糟粕，这个谁都不能回避，但这其中也有精粹，有灵魂性的东西。几千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出来的一种担当，从《左传》开始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对于一个国家、社会，要有担当，要有责任。宋儒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对学生是一种很好的哺育，但这些方面，我们现在缺失得很厉害。

　　一个民族之所以生存，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内忧外患，五千年打不垮，归根到底是因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而不单是民族经济。中华民族历经民族经济、民族政治的变迁，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归根到底是民族文化。而民族的语言文字又是民族文化的根，对外是一种屏障，对内是一种凝聚，但我们对这些东西缺乏敏感，缺乏深刻的认识。

北大教授：尊师重教首重孔子精神

　　《社会观察》：原本纯粹、单一的教育领域，为什么现在会如此乱象丛生，教育的本质又该如何理解？

　　于漪：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很多弊病造成。我始终认为，人做事情有国家这个标尺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公正的。没有国家、民族这把标尺的话，什么政策都可能走斜掉的。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道德、教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把做人的底线破掉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定力。但现在学校的定力很差，我们现在说了很多育人的话，行了很多应试的事。读书为什么？读书为明理，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这一条是无论如何不能放掉的，这条放掉就等于放掉了教育，阵地失守了。现在社会的导向把做人的底线冲得乱七八糟。

　　什么是做人？“仁而爱人”，心中是要有别人的。为什么“仁”是人字旁有个二，心中没有别人还怎么爱人？

　　教育是一门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一直讲，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今天教育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一谈到教育，心里就着急，着急的是孩子。每个学生都是宝贵的，都是可塑之才。

　　《社会观察》：作为一个老师，包括个体意义上的老师和群体概念的教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得到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于漪：关于老师，我是这样理解的。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要想发财，就不要来做老师；要想当官，就不要来做老师。教师是“以人为本”的工作，是要以自己的人格引导学生塑造完美的人格，以自己的高尚情操熏陶学生的道德情操，以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来培养学生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

　　作为一个教师，一定对自己的追求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仅是作为一个糊口的工作，那就是混了。教师是不能混的，混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学生的生命。所以说，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会经不起外界的诱惑。

　　因此，教师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格魅力。作为教师，还应有相当的学识，教师传授的是中华优秀文化、人类进步文化，必须对要教授的课程深入进去，自己非常清楚才能教好学生，才能做到左右逢源。汉代的韩婴讲：“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德才兼备，方可为师。

　　《社会观察》：从您自己的切身体验，如何来看待“尊师重教”这个问题？

　　于漪：尊师重教从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来讲，应该说中国是很重视的。包括农村里，过去一个乡村教师都是很受尊重的。

　　一个社会是不是尊师重教，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不仅是现实问题，更反映出一个战略问题，有没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为要可持续发展，必定需要人才辈出。而人是不可能自然成才的，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因此，必须去除急功近利的思想。功利主义的思潮对教育有极大的危害。教育要细水长流，才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我们看西南联大，抗战期间最艰苦的时候，培养出人才，几十年后，现在的院士有很多是西南联大走出来的。教育不是说今天种子撒下去，明天就长出来，那是不可能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过程，在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熏陶情操。

　　从教育方面来讲，儒家非常注重尊师重教。尊师重教是仰望星空的事情，因为不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更要仰望星空，看到民族的前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前景、国家的前途靠的是什么？靠人才辈出，靠素质良好的劳动者，以及专门人才。还要靠卓越人才，不仅仅是专门人才。因此尊师重教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漂亮的口号，不是广告词，更不是一件用来炒作的事情，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事情，因为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观察》：对于以“孔子诞辰日”替换现行9月10日为教师节这样的主张，您是怎样来看？

　　于漪：作为教师节，以孔子诞辰日来做，当然对孔子本身来说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孔子毕竟是圣人，他不止教育一个方面，从孔子身上确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

　　而现在的教师节，是在当时教师流失，教师队伍不稳定的特殊历史阶段确定的，也可说缺乏必要的文化内涵。当时是在不得已为稳定教师队伍的情况下，确定这样一个节日，为营造尊师重教的环境而确定的。

　　对于这种改动的说法，我担心成为炒作的话题，一改动怕又是沸沸扬扬。但是在改的过程中，怎样操作将会有很多问题，要把道理讲清楚，毕竟当时也是有其原因和价值的。

　　至于教师节，需要必要的历史意义，但如果把教师节的确立等同于一味崇尚儒学，也有很多不妥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如以这个为教师节，是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对孔子精神的传承，对孔子学院的建设也是有好处的。但应该注意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在改的过程中要十分慎重，否则反而弄巧成拙。

　　尊师之礼

　　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动荡和融合，古代中国在唐代进入极盛时期。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自古以来的政治成例。贞观年间，唐太宗会同诸臣议定尊师之礼，垂范皇族，泽及朝野，终成一代之风。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与大臣房玄龄、萧瑀，共论古今兴亡得失。太宗认为太师、太傅、太保并称太子三师，负有教导太子之责。若尊师之礼欠缺，则不足以使太子尊师重道。熟悉历代礼仪的房玄龄、萧瑀，奉命制定了皇太子见三师之礼，以成尊师重道之风。

　　唐代的皇太子见三师之礼，和先秦的《礼记·曲礼》一脉相承，注重从礼仪细节渐及修养。礼制规定，太子见三师须出殿门迎接，太子先拜，三师受礼后答拜；每逢入门，太子应让三师先行；入座之时，三师先坐，太子后坐；太子致信于三师时，抬头应写“惶恐”，结尾应写“惶恐再拜”。

　　早在先秦时期，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对尊师之礼就有深切认识。《礼记·学记》有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荀子·大略》又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太宗君臣发扬了这一遗绪，终于开创盛世，其气概千年之下依旧令人想见。唐代的皇太子见三师之礼，后来收入《贞观政要》，不仅成为古代中国尊师礼仪的典范，也成为传统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典范。

　　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其脉络于百代之下，依旧可见。先秦时期，周礼尽在鲁，经孔子开私学，布于国中；鲁礼经叔孙通，熏陶两汉；汉礼经魏晋士族入南朝，再经萧梁传至唐代。太宗君臣发扬先代遗绪，制礼作乐，遂成一代之风，垂范历代，泽及东亚列国。

　　尊师重教，首重孔子的精神

　　——专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采访⊙程 也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是对教师的起码要求。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社会观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成立的中华孔子学会以研究孔子、儒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为主，您是现任会长。对于有学者提出希望改变我们现在教师节的日期，把9月28日孔子生日这天作为教师节，您的观点如何？

　　汤一介：孔子可以说是第一个我国有学问有道德的老师的代表，作为代表，有象征意义，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就是从《学而》开始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序？因为重视教育。不仅孔子重视教育，其他儒家学者也是有相关认识的，比如荀子有《劝学》篇等等，重视教育是儒家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说有学者提出把9月28日立为教师节的建议，我觉得那说明我们比较重视这个教育的传统，尊师重教这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教育，单单对学生要求尊师重教是不全面的，对教师也应该有所要求。

　　今天的教师应该怎样要求自己？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也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一个人要修道德，首先就要有理想，因为有了理想才能要求自己进步；要努力掌握知识技能，不仅要广博、深入地学习，一个好的老师还要在学术上有独到的创见，以便为社会做贡献；要向自己之前的老师学习，因为他们是榜样，儒家最讲究知行合一；有错要改，老师不是完人，我们说孔子是圣人，他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对，人孰能无过？只要错而改之就能进步。要做到这四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

　　《社会观察》：教育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已公布。从您的经历来说，您对教育改革有什么看法？

　　汤一介：解放以后到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两次大的动作，一次是1952年全盘学习苏联，北大、清华等进行院系调整，比如北大原来有文、法、理、工、医、农，在这期间被调整了，打破了学校的传统。具体在教学内容上，也改变了，比如遗传学遭到了否定、哲学上传统的东西都遭到了批判等等，于是学术上就无法百家争鸣了。这是不对的，不能全部否定前人的东西。虽然前人留下的文化不是样样都对，样样都好，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我们的传统里有着前人的智慧，应该尊重。另一次是90年代的高校扩招。这基本上是学习美国。美国的大学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州立大学，可以有四五万人的规模，在当时我们的高校没有那么大的，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当时很多学校就开始合并，学科不全的用合并变成了综合大学。一方面学校合并，一方面学生扩招，规模一下子就扩大了。但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增加，教师不够，教学质量下降，所以也影响了学校的合理与健康发展。

　　另外，现在的行政化、工作量化也让教师无法真正做好教学科研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教师的待遇比以前好，但是非常不平衡，从总体上说，教师的地位也在下降。所以体制需要改，让教师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安心地搞教学研究。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

　　《社会观察》：您是《儒藏》的总编纂，计划中要出330本，我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现在已经出了33本？

　　汤一介：最近又出了3本，所以目前一共是36本。《儒藏》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而且把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基础还是有很大问题，送来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需要修改。我们做得非常仔细，所以比较慢。我做《儒藏》就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丛书。现在看来，已出版的《儒藏》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是排印本，有标点，而且有校勘记，非常方便大家用。

　　《社会观察》：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您怎样看？国学现在是个时尚的词语，您怎样看国学的历史使命？

　　汤一介：“文化自觉”即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以及特点，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东西，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像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他们才能称得上是大师，之后已经没有可以比肩者。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然后又出国了。所谓学贯中西，见多识广，眼界自然开阔，思路自然广博。而我们后来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新思想了，旧思想都抛掉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不了解，那是很被动的。

　　但是，世界在改变，历史在前进，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对四书五经不能迷信，对孔子也不能迷信，我们要注重的应该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一提国学就似乎所有古代的东西就是好的，这样的话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把儒学变成儒教，变成国教。我说，错！不能把任何一个学问看成是绝对好的东西，儒学也是发展着的，可以参考其他的学问，中国也可以参考西方，因为任何一个传统文化都有其有价值的、优秀的一面和有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把国学看成是唯一的好的学问。

　　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可能走向复古或者意识形态化，那都有失偏颇，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发展从整个转型时期看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引起的。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中国中心论”一定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中才能得以发展提高，不能提倡国学就排斥其他。

　　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

专访许琳：孔子学院的使命有朋在远方

　　孔子学院的使命：有朋在远方

　　——专访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

　　采访⊙程 也

　　我们出去教授中文也好，传播中国文化也好，不是要改变对方，一定要对方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文化去考虑，而是双方交流，相互了解对方，在实践中调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2004年开始，我国在借鉴英、法、德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即“孔子学院”。经过几年的建设，目前已经在94个国家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孔子课堂。截至2009年，孔子学院开设各类汉语课程20000多班次，累计注册学员50多万人，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上万场次，参加者达500多万人。

　　孔子学院在促进对外交流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为此，本刊特采访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请她谈谈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播方面的话题。

　　《社会观察》：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类似这样的民间机构和民间交流似乎也有不少，那么孔子学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许琳：民间的确有一些交流活动，比如高校对高校的互访活动、姊妹城市之间的联谊活动等等，但往往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持续性也不强。国家汉办是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为携手发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做贡献。从第一所孔子学院诞生之日起，我们坚持中外合作办学。力求把这个项目不仅办好，而且办得持久。

　　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头几年，有人提出质疑。但是在几年的实践中，人们渐渐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现在很多国家以有孔子学院为荣。高校校长在一起的时候会问，你们有孔子学院吗？如果还没有设立，就有一种挺落后的感觉。他们还会相互介绍，把有孔子学院看成是一个学校有前瞻性的标志。

　　《社会观察》：许主任，您刚刚出访非洲归来，所见所闻很多，有关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与对话一定有许多思考，是否能说说这次的心得？

　　许琳：体会的确非常多。非洲原来受到法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的殖民，不可避免地在很多方面都学习西方的那一套，并且延续到独立后。但是他们发现，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也并没有改善，所以他们开始反思，西方的道路是否走得通。而看我们中国，原先也比较落后，和南非差得很远，但是这些年发展得很快，而且保持了稳定，但却并没有走西方的发展道路。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他们开始考虑，除了西方道路，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探索。

　　他们很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但是却没有途径。孔子学院的设立等于打开了一扇窗，他们非常欢迎。而且他们认为我们的教育是有传统的，人的素质也比较高。他们愿意从学习我们的语言开始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现在在喀麦隆已经有两万多的学生。有的教师跟我说：“学生没有口音，普通话说得比我这个浙江人更标准。”我在当地也看到很多非常棒的学生，讲相声、唱汉语歌等等都非常地道。

　　而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教师、志愿者也非常出色。有的地方条件比较差，我去看了之后很心疼这些教师，他们也都是年轻人啊，也需要人疼爱。可是他们非常快乐，工作干劲很高，与当地相处得非常好。不仅教授汉语课程，而且教给当地一些技能，帮助改善当地人们的卫生条件、生活条件，比如帮助农村实现沼气使用等。通过工作和活动，他们觉得自己在工作业务上、待人接物上等等，各方面也都得到了锻炼，感觉到自己比在国内的时候更成熟了。

　　《社会观察》：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让海外了解我们的同时，我们对外界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加强交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许琳：从总体上说，我们走出去让人家了解我们的意识相对比较弱。就如赵启正说的，我们应该向世界说明中国，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你呢？赵启正提出“公共外交时代”的概念，孔子学院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觉得，目前能走出国门，真正大规模地、长期地与对方互相打开心灵的窗户进行交流，是非我们孔子学院莫属的。

　　我与外界接触之后发现很多误会的确是因为不了解造成的，一开始并没有很深的敌意。比如西方很多老百姓对我们中国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什么信息来源，主要就是听CNN、BBC怎么说。我们在美国办孔子学院，不仅在斯坦福这样的一流大学，而且在各个地方开设，现在美国各个州立大学基本上都有孔子学院。通过学院的课堂和我们教师、志愿者的日常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他们发现中国人很热情，很勤奋，很友好，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他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相信CNN、BBC怎么说了，他们会两边听听，做出比较。

　　比如美国很多人不办护照，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出国，他们已经生活在最好的地方了，CNN说美国是天堂。现在他们发现我们去的教师不仅中文好，英文也了得，而且对美国的历史、文化都挺了解。另外，中国人也不再是土包子了，穿着打扮也很时尚，人都很阳光，都有很好的生活习惯，工作认真勤劳。中国人有家庭观念，教师备课认真等等，很多观念和文化非常好。所以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渐渐的想出来看看，想更多地了解一些。美国已经有3000所中学的校长来中国访问并沟通孔子学院建设事宜，他们对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

　　2009年，法国选学汉语的学生达到25687人，比2004年增长了近3倍。汉语教师人数也从2004年的135名增至388名。485所私立和公立中学开设了汉语课。如今，汉语选修人数超过了俄语和阿拉伯语，成为法国第五大外语。在选修汉语的学生中，母语为法语的学生占百分之九十。不仅在法国，美国的“汉语热”也持续升温，汉语有望超过西班牙语成为第一外语。

　　《社会观察》：孔子学院不仅是教授语言的学校，更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地方。但是，中西文化、思维方式不同，在孔子学院的设立过程中，在具体的教学和交流过程中，有无理解上的困难？国外能否理解和接受我们的文化？

　　许琳：文化的差异的确是存在的。比如我们的教材里有一些成语教学，外国学生就很难理解“愚公移山”，他们就问，为什么一定要挖那个山呢，那是破坏环境呀，而且还要子子孙孙地挖下去，那孩子们就不能改变职业吗？还有比如说到古时候的孝道，说是守孝三年，他们又会说为什么要守着呀，人老了死去是自然规律呀等等。有时候问得我们的教师哭笑不得。确实文化是有差异的。

　　斯坦福大学曾说他们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培育未来了解中国的美国领导人”，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重要意义，他们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全局，所以要懂得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的文化。而我们却并没有想强加给谁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出去教授中文也好，传播中国文化也好，不是要改变对方，一定要对方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文化去考虑。而是双方交流，相互了解对方，在实践中调整。如果通过孔子学院，海外对中国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不再被误导；我们也通过交流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达到双赢，那是最好的。

　　国外评孔子学院

　　管理孔子学院是我的工作生涯中最刺激和充实的经历，孔子学院提供了面向世界的全新窗口和建立多样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机会。

　　——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马歇瑞教授

　　大家的付出造就了所有成功，我们一步步地向着目标不断迈进。

　　——加拿大埃德蒙顿孔子学院院长斯图尔特·瓦乔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