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习俗使得过年气氛更加浓厚，图为连平县忠信地区过年舞龙舞狮。谭兴孚 摄

不少年轻人倾向于选择旅游这一时尚的过春节方式。 谭兴孚 摄

    刚刚送走了马年的春节长假，过年的气氛尚在心底盘旋，挂灯笼、贴春联、迎春花市、吃年夜饭、祭祖、拜年……虽有“年关”之说，年味淡去之叹，然作为国人心中最隆重的年终盛典，春节始终在我们心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与其他传统节日相比，也保留下了更多的传统和讲究。

     时异势殊，关于过年，每代人都有着自己的经典记忆，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我们的祖辈父辈怎样过年？我们和我们的后辈又是怎样欢度春节？而在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及观念的改变等。今年正逢马年，让我们在四个生于不同年代生肖都为马的受访对象的故事中，品一品不同时代的年味。我们都属马，我们这样过年……

     过年，曾经的诸多讲究

     “ 那时候过年，是有许多讲究和说头的。”60 岁的徐敬昌老人以这样一句话拉开了话匣子。

     出生于1954 年，成长在一个物资匮乏的时代，过年，无疑是幼年徐敬昌心中的“神仙日子”。到了腊月，家里就开始筹谋着过年的事儿了，男人们想方设法多挣些钱，女眷们则忙活着多准备一些柴火，到了中下旬，家里就开始备年货了，油果、米糕、糖，几乎是家家都会准备的吃食。腊月二十五入年界以后，全家都一起大扫除，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准备。

     到了年三十，全家都要洗头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端上贡品去往祠堂祭拜祖先。祭祖回来，就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了——吃团圆饭。平时总是很难见到荤腥的，过年那天却一定得有鱼有肉，家长也不会拘着孩子，全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吃一顿“盛宴”，仿佛一年的辛苦都得到了慰劳。

     吃完饭，有“点岁灯”的习俗，“家里每一个犄角旮旯都被照得亮堂堂的”。晚上全家人还要一起守岁，拿了油果和糖等小零食，泡壶茶水，一家人围着“火炕”唠嗑，天南海北，天上地下，漫无边际地闲侃。爷爷奶奶最讲究这个，总是要守到天明，徐敬昌彼时还小，也总被要求子时过半了才能睡觉。

     家里长辈早已叮嘱，过年要笑，不能哭，要说好话，吉利话，不让说脏话、坏话，于是，每到拜年的时候，小小的徐敬昌都会像模像样地作个揖，然后扬起一张笑脸清清脆脆地来上一串子吉祥话，“给某某某某拜年，欢欢喜喜，平平安安，招财进宝，恭喜发大财”，惹得亲戚们一阵乐呵。

     除夕早上要喝芹菜粥，这样新的一年人才“勤快”，年三十煮饭要把正月初四以前的饭也一起煮好，而且量要足，这样才会“年年有余”，初一到初三也不能扫地，这样才聚财，年初五要“扫穷鬼”，年初九要“接灯”，年十二、十三要“庆灯”……那时候的“年”，有着太多的寓意和讲究，过了十五，“送了年”，过年的气氛还要延续上一段时间。

     不同年味伴随成长过程

     今年48 年的刘波出生于1966 年，从“物资匮乏期待过年”的童年，到“大吃大喝只求团圆” 的中年，他向记者讲述了不同年代过年的不同 “年味”。

     刘波的童年在上世纪70 年代，在他的记忆中，家家户户从腊月就开始忙开了，大扫除、裁新衣、蒸年糕、贴春联等。只有到了过年，父母才会给每个孩子置办一套新衣服、新鞋子、新袜子，而且，新衣服一般都是提前做好的，放在柜子里，等到过年时才能穿。

     在那个年代，一个家庭有五六个小孩是很正常的情况，刘波家就有6 个小孩。那时物资匮乏，农村小孩子的过年零食，几乎都是自己家制作的，像番薯干、萝卜干等。“生活好一点的人家，过年都会准备一个猪头，条件差一点就弄几斤猪肉，加上几道素菜，还有一条鱼，几乎就是那个时代年夜饭的所有菜了。”刘波说，那时候唯有过年算得上是丰衣足食，因此小时候过年，就成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80 年代，是刘波的青年时期，他进入部队当兵。1985 年，在部队第一年春节，他与战友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夜饭，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由于家里没有电视，那是刘波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跟着全国人民一起倒数过年，小品、歌舞相伴，战友相伴，让他有了全新的春节体验。

     1990 年，退伍的刘波有了工作，成了家。 1993 年，他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很高兴，当时，家里已经有闲钱可以买鞭炮了，他买来鞭炮，和朋友一起放鞭炮。村里的文化活动也多了，看电影、走亲戚，逛街买点小玩意，从年三十直到正月十五，一家人总是闲不住，乐不够。现在，一对儿女都上大学了，过年最大的意义就是团圆。刘波说，过年最重要的就是跟家里吃顿年夜饭，即使没有其他的节目，但他觉得 “全家人一起过节，就已经够了”。

     身边的年味去哪儿了

     出生在1990 年的小琦被标上了90 后的标签，对于过年，她最大的感觉是：“年味越来越淡了。”

     “小时候的年才叫年啊。”小琦回忆说，小时候，小年过后，村里就开始响起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伴着鞭炮声，家里大人就忙着制作年货，自己和小伙伴则围在旁边凑热闹。早在腊月，她就缠着妈妈买新衣服，年初一睁眼就急忙套上，跟小伙伴们一起去放鞭炮，一只只鞭炮从线上拆下，装满衣服口袋，然后点上一支香，一路走一路玩。她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新衣服被伙伴们的鞭炮炸了个洞洞，自己又心疼又觉得好玩，还得想办法瞒着妈妈，现在想想都会笑。 “那时最喜欢过年，因为有红包收。”小琦说。记得，那时大姑家的生活最富裕，给孩子准备的红包最大，糖果最多，大姑家的装饰很美，让小琦认识到自家的经济窘困，当时的她对这些非常羡慕，父亲便不失时机地教育道：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将来就能过这样的日子。

     如今，生活水平甚至远远超越当时，但年的味道却淡了很多。小琦说，现在对于过年，除了 “没意思”，她还有点怕。2013 年刚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小琦其实并不想回家过年，“主要怕家里人唠叨。”小琦说，回家有两怕，一个怕被问工作，一个怕被问结婚。

     为了躲避更多的亲戚的“拷问”，这个年她都是“宅居”在家度过。又一年“无聊的春节”，让她再一次对过年的期待大大降低，她说，不知身边的年味去哪儿了，像小时候一样的过年幸福感再也难以找回了。

     只剩团圆最值得期待

     作为零零后的珑珑就觉得过年更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他很难理解爷爷口中一次一次出现的“捡鞭炮玩”的乐趣，父亲总提起的擦炮和甩炮也勾不起他多大的兴致，珑珑更喜欢玩烟花，看它们绽放出五颜六色的亮光，或是那种可以拿在手上甩着玩的焰火，噼里啪啦地炸开，他觉得十分有趣。

     “过年是什么呢？”珑珑想了想，觉得过年就是“有压岁钱，全家人在一起”。每年过年，珑珑最欢喜的，就是全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了。爸爸在深圳工作，珑珑平时和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只有过年的时候，家人才有比较长的时间共聚一堂。珑珑喜欢让爸爸妈妈并排走着，他就用小手一边抓一个，让他们像荡秋千一样把他往前面荡着玩。

     珑珑还喜欢过年时候的自在，平时玩电脑玩手机，总是要跟妈妈打许久的商量，而且只能玩一小会儿，过年的时候则没有人管他，他终于可以尽兴地“打僵尸”“杀西瓜”，玩愤怒的小鸟了，他觉得这是比收压岁钱还要开心的事情。

     对于过年，珑珑最厌烦的，就是到处拜年了，提着大包小包，这里那里，一天天跑下来，累得半死，还没有半点意思，每到一处，大人们都是迅速开始一场牌局，然后吃吃饭喝喝酒，然后再上牌桌奋战。珑珑很不耐烦，每次都是爸爸妈妈软硬兼施才肯去。

     “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处去拜年，爸爸妈妈自己不也不喜欢么？妈妈每次都说跟赶场一样，过个年比上班还要累，那干嘛不干脆电话拜年，微信或者QQ也行啊！”每次这样说的时候，爷爷总是要教训他一顿，说上一长串子的道理，总归就是一句话，“亲戚亲戚，多走动走动才叫亲戚。”然而珑珑对这种说法一向不怎么认可，他老觉得，只有在拜年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许许多多亲戚的。

  记者手记

     过年，曾经是许多辈人心中最期待的事情，国人赋予了它厚重的情感和寄托，劳累一年后的放松，勤俭一年后的盛飨，阖家团圆，走亲访友，辞旧迎新，欢乐呈祥……这些民族心理沉淀将春节凝聚成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回家过年”，似乎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最美好的期盼。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越来越多传统走向衰颓，年味也越来越被稀释，甚至有许多人感慨，农耕文化衍生出的春节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的节奏了。物质生活的充裕使过年的丰盛美食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而人的物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淡和隔膜，也似乎使原来密切亲友关系的拜年流于形式甚至几近于拖累，传统的“年”，以及关于它的许多习俗和讲究，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一代一代人，关于过年都有着诸多的记忆，鲜活而生动，而现在，在年轻一代人心中，这印象却越来越模糊，变得寡淡而贫乏，许多人都感慨，“年味”已经越来越淡了，我们似乎只能在老一辈人的描述中，找到那些远去的年味。

     但是“年”在我们的心中并不曾远去。春节，它不仅是那些习俗和符号，更是作为我们心中某种情感的纽带，成为一种信仰。羁旅他乡的游子，哪怕奔波千里万里，哪怕在拥挤的客车中站上几十个小时，也要回家一起吃顿团圆饭；因为各种缘故实在回不了家的，也要电话道一声问候，成全自己心里的团圆。过年，更像是心理上的一种仪式，淡去的，是习俗，而其本质的意义却依然坚守——团圆，辞旧迎新。

     本报记者 岳超群 郑婷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