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报昨天报道，一位收养了七个男孩的老人，因为最小的儿子得了重病，身上仅有50元钱的他，四处求医。但“走了很多家医院和诊所，有的见到小孩情况危殆，不敢收治，有的听说身上没钱，不给救治”。上城医院环城门诊部朱德军医生，虽然感到“小孩情况很危急，救不救治他，我很有顾虑”，但最终施救了，而且还掏钱垫付所有费用，又斥资2000多元购买了四五支丙种球蛋白，为小孩增强免疫力。以致老人感叹“没有朱医生就没老七”。
      我不禁想到，如果我处在朱德军的位置，我会怎么办？
      假如我像朱德军一样，决定救人，可能面临三种结果：1、小孩被救活，而且病情逐渐好转；2、小孩的病情时好时坏，陷入僵持；3、小孩救不活。
      面对这三种不同结果，我不由有这种思考：不救，自己心里这一关过不去；救，如果救不活的话，不但会对名誉带来不良影响，而且可能还要为此承担责任。事实上，朱德军医生也感到了，“救不救治他，我很有顾虑”。由此就延伸出这么一个命题：在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中，当某一个体出现险境亟需其他个体救助时，如何保证求救者得到救助，施救者也不因救助行为而受到牵连？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无论是在聊天式的人际传播中，还是在各类媒体的大众传播中，见义勇为不讨好或反被陷害的个案不胜枚举，如“广州学生见义勇为被当街捅死，被抢阿婆悄然离去”，“广西12岁少年飞身为2岁幼童挡下枯萎大树枝，导致截瘫并欠下巨额医药费”，“南京青年好心扶起跌倒在地的老人，并送其去医院检查，反被老太太及家人咬定是他撞了人，对其索赔巨额医药费”……于是，“少管闲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点盛行，并有了一定的价值土壤。
      然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善的因子。据报载，在汶川大地震中，一位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的犯人，不顾屋顶垮塌的危险，返身背出呼救的腿脚残疾的狱友；另一位犯人面对四周不断垮塌的楼房，不顾一切地冲回去，将受伤的干警背离了险境……在生活中，这个社会上还有太多善良的人们乐于施善，他们从给予中感到快乐，体会到做人的价值和荣誉感。如火如荼开展的志愿者行动，越来越多的义工就是明证。
      朱德军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不计回报，甘愿付出，还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令人安慰的是，不少省市都出台了奖励和保护公民见义勇为条例，从政府行为和制度建设上匡扶社会正义、弘扬美德。辅之于社会共识和个人责任，有理由相信，像朱德军医生这样的行为将会越来越多。如此，个人有幸，社会有幸。
（叶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