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村民何李苟向记者讲述山里的生活。

      2013年5月，广东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序幕，3年前启动的“两不具备”（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贫困村庄搬迁安置工作，再次列入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重点扶贫地区，在未来3年，我市将坚持自愿原则，完成“两不具备”贫困自然村9000 多户农户的搬迁安置工作。

      这一次，和平县合水镇黄屋村进入了人们的视野。5月27日，省长朱小丹驱车数百公里，来到这个几乎不为外界所耳闻的村庄，鼓励为数不多的村民搬出大山、安居乐业。在外界看来，黄屋村村民是幸运的——或许，黄屋村很快就能成为他们的记忆。但在省里利好政策的面前，搬与不搬，又或者有没有能力搬？让当地村民陷入沉思。而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不具备”贫困村搬迁的难点所在。日前，记者走进黄屋村，尝试管窥那些时代洪流中贫困村庄的没落、迷茫和希望。

      隐落大山里的村庄

      今年端午节的前一天，72 岁的村民何李苟在时隔近一个月后，终于出去了一趟圩镇，他这样解释——“过节了，得买点猪肉、黄豆等裹粽子吃，顺道看看大儿子和孙子。”这并不意味着何李苟不愿常到镇上与儿孙团聚，而是在这个高山环绕的村庄里，走山间的捷径到镇上都要花上3 个多小时，上了年纪的他显然吃不消。

      黄屋村位于合水镇政和村西部，属解放战争老区村庄，距离村委近7 公里、距离圩镇近20 公里。按照这个里程来看，黄屋村与圩镇之间的空间距离并不算远，不过，探访黄屋村却不太容易。

      记者来到合水镇当天，天空下着阵雨，通往该村的山路不仅湿滑，还被云雾笼罩，在越过一座架在山间小河的桥梁后，一条宽约3 米、陡峭的盘山道路从山脚向山腰蜿蜒进去，看不到尽头。途中，鲜见从村里驶出来的摩托车，更不敢奢望有诸如小汽车等车辆出入。约1小时许，黄屋村出现在重山包围之中，长满野草的石阶，几处坍塌已久的房屋废墟，是这个贫困村庄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座山腰上的五六户人家，往里面再走一段山路，又会出现几户。”政和村村支部书记王权中望着前面几座山说，住在这里的村民已经不多了，只剩下35户，百余口人，但大部分都是老人和不到上学年纪的小孩。“青壮年都到外面打工了，否则留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很难过日子。”旁边的村民何李棠插了这么一句话。

      黄屋村的情况事实如此。全村百余口人的人均耕地不足0.21 亩，田地均为山坑田，常年缺乏阳光的照射，导致农作物产量极低。“孩子们还没出外打工时，我们一家有10 余口人，但水稻年产量却不足1000斤。”何李苟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前的生活，忍不住感慨。

      直到最近几年，上了年纪的何李苟终于放弃了辛苦的农活，仅在面积约为1 分的旱地上种了些青菜，顺道在家门口养了10 只母鸡。“养了好几年，没舍得吃，都是拿来下蛋。”在一个月只到镇上买几次猪肉的何李苟看来，鸡蛋也算是荤菜。

      其实，这仅是黄屋村困难的一隅。王权中向记者坦言，由于长期交通不便，黄屋村早已是名符其实的“五难”问题突出村：出行难、上学难、看病难、办事难、增收难。

      “20 年前，村里还有个小学，我的几个孩子都在这上过学。”何李苟回忆说，不过只能上到四年级就要换到镇上的小学，后来由于学生越来越少，学校就被取消了。现在村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长们几乎都要在镇上租房子住着，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孩子。

      然而，黄屋村却还有着更难以诉说的疼痛与无奈。谈到村民就医的问题时，何李棠可能是在场村民中感触最深、最痛的人。1990 年之前，何李棠曾有两个可爱的侄孙，但都因为半夜发高烧，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夭折。尽管事情发生至今已有20 多年，可一旦提起，何李棠的眼眶依然变得通红……

      事实上，像黄屋村这样的分散“两不具备”贫困村庄，在河源不是孤例。仅政和村就有高寨背、高埂、卜坑、苏坪等村庄隐落在大山里。而据市有关部门统计显示，目前，我市“两不具备”贫困村庄仍有614 个，其中符合整村搬迁条件的有 531个。

      走出大山的渴望

      何李苟养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这意味着福气、壮劳力以及财富。现在，兄弟三人分别在和平县城、惠州和东莞等地务工，虽然均已成家，但仍租着房子过着拮据的生活。

      “总比待在村里强，起码有三餐饱饭吃，每个儿子分别还能每月寄回100 多元钱，养活我们两个老人。”何李苟不敢对儿子们有多大的奢求，俩老能勉强生活得下去就可以了，“他们也都不容易，要养家，还要供孩子上学。”

      贫穷很长时间都是这里的底色，百余口人挤在狭小的山坳里，土里刨食的年月，没人可能致富。何李苟回忆早年说：“以前一家10 余口人除了年产量1000斤的水稻外，都是靠政府补给粮食过日子。”

      这样的生活，让村民走出大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和大多数生活在贫困村庄的村民一样，受城镇化浪潮的冲击和对改变落后生活的渴望，黄屋村的青壮年不断挤入城市，试图在那里拼得一席之地。“年轻人没有哪个愿意待在家里。”王权中说，但受限于文化知识水平，那时出去的人很难挣得到钱。

      尽管从事着低端的工作，尽管挫折重重，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没人愿意再回到村里，他们仍在努力地尝试融入城镇。

      事实上，在这样的贫困村庄里，从来不缺乏出走的冲动。2007年，黄屋村民与一样生活在山坳里其他3 个自然村村民，联名要求搬迁。“当时，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4个自然村共搬走了120多户人家。”王权中说，搬走的这些村民靠着政府的补贴和东拼西凑借来的资金，有些在县城买了商品房，有些则在镇上建起了平房；而大部分搬不走的，则是因为自家实在拿不出钱来。

      这其中包括仍生活在黄屋村的35 户村民，对于他们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村里人越来越少，就连过年也难以一家人团聚。而这，恰恰是他们最不愿触碰的话题，同时也是最渴望改变的现实。

      搬不起的困惑

      今年5 月27 日，朱小丹调研我市“两不具备” 贫困村庄情况时表态，省里已安排政策和资金帮助有意向村民搬迁，同时保障原有山地林地收益。这令当时站在朱小丹面前的何李苟激动不已，一个劲地说：“巴不得！”

      事实上，这样的消息，不管是对于黄屋村村民，还是对于同为“两不具备”贫困村庄的近9000 户村民而言，无疑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很快，“省政府有政策和3 万元资金补贴帮助村民们搬迁”的消息在黄屋村炸开了锅。“这段时间，村民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谈的都是这个事情。”何李苟想起省长与他交谈时说的话，至今仍感到很自豪与兴奋。

      “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说罢，何李苟却突然沉默了下来，然后熟练地打开烟袋卷了一根烟点燃，猛地深吸了几口。“三个儿子在外打工多年，至今仍住在简陋的出租房里，平时除开日常开销，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存。”何李苟坦陈，自己实在筹不出钱来。这时，王权中向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一户需要建房资金6-8 万的标准来算，除去省补助的资金外，还需自筹3-5万元，对他们来说确实非常艰难。

      6年前的那次搬迁，他们因为缺钱无奈地错过了；而这一次，他们同样为钱而感到无奈，甚至是倍感困惑。

      “如果你们有能力自筹到除了政府补贴之外的资金，会毫无顾忌地搬吗？”记者问包括何李苟在内的几位村民。只是，对于记者抛出的问题，几位村民并没有当即回应。在犹豫了几分钟后，一直在旁沉默不语的一位村民反问记者：“搬出去后，我们到哪耕种？别说种水稻，到时种青菜可能都成问题。”

      滴答，滴答……停了没多久的雨又下了起来，身旁的何李苟拉了拉记者：“往里坐一些，别淋湿了身子。”记者下意识地抬头望了望，蓦地察觉这座上世纪60年代建的泥房真的很老了。

【专访】

      市扶贫办副主任邓春华：资金与出路是难题

      结束对黄屋村的采访后，记者就“两不具备”贫困村庄搬迁工作的困难及应对措施，采访了市扶贫办副主任邓春华。

      邓春华坦言，对“两不具备”贫困村庄实施搬迁，一是资金问题；二是搬迁农户生产出路不广。“目前，搬迁工作只能靠省里补助，而市县财力薄弱，还无法给予资金配套。”他表示，对于那些想搬但又没能力搬的贫困户，如果有对口扶贫单位的，将建议扶贫单位适当地增加补助，或者出资帮助建设集体搬迁点的公共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则在每年的“6·30”争取企业对他们定点帮扶。此外，鼓励他们投亲靠友或争取亲戚的帮助。

      而就搬迁农户出路的问题，邓春华表示，对于搬迁到中心村的贫困户，可享受到扶贫单位的扶持；对于出外务工的贫困户，可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同时为他们介绍各种务工信息。

记者手记

      搬得出，更要稳得住

      记者采访中深刻地体会到，长期生活在山坳里的贫困村民，“搬迁”早已成为他们的向往，但在现实面前，“搬迁”却又是他们内心最疼痛的字眼。

      诚然，作为欠发达地区，我市的确难以自筹巨资给予他们支持，但只要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善于动脑子、想办法，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而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搬得出，更要稳得住”。正如黄屋村村民所问：“搬出去后，我们到哪耕种？”这是很实在的一句话，更是政府需要深思的问题——如何确保搬迁户不存在生产生活困难。只有搬迁户实现“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的大循环，才是有效的搬迁。否则，搬了也是白搬。

      本报记者 吴志坚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