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河源。但是，暂住证等制度带来的户籍樊篱，却让他们背负着“异乡人”的包袱，与这个城市少了几分亲近。实际上，这个包袱不仅是心理上的，也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烦恼。尤其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前，暂住证既是“护身符”，也是“卡人证”，让他们又恨又爱。
      独在异乡为异客，这些流动人员把自己看作是河源的“过客”。由于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他们也缺乏去认知和建设城市的热忱。但是，他们希望推行居住证后，能让自己真正融入这个城市。

居住证制度有望让流动人员真正融入河源

心声 曾对暂住证深恶痛绝

      田泽军是湖北荆州人，有一手装修绝活。来河源以前，他曾前往广东深圳市“淘金”。他说，那时，他对暂住证“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暂住证就是流动人员的“护身符”，没有这个护身符，田泽军走在大街上也缺乏安全感，没有底气，“感觉自己不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平时也不多出门，不敢跑远。”但即便如此，因为没有暂住证，他也曾被当作三无人员“请”进过派出所。
      办理暂住证在当时是一件难事，要走10多道程序，而且门槛多，轻易拿不下来。在黑市，一张“暂住证”被炒到300多元。不少人靠办理“暂住证”发了一笔财，但更多的人却是像田泽军一样深受其中之苦。“很多人都对办理暂住证十分痛恨，觉得自己受到了地域歧视，对深圳也就缺乏好感。”田泽军说。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办理暂住证失去了法律支撑，也无利可图。从那以后，办证就是简单的事，费用也降到了15元。也正是从那以后，暂住证对流动人员的约束力愈小，已是可有可无，田泽军对办理暂住证就不那么热情了。

遭遇 暂住证带来不公

      但是，对田泽军来说，不但暂住证留下的心理阴影难以消除，在现实生活中，他依旧要承受这项制度带来的困扰。
      田泽军夫妻尽管都在河源，但唯一的儿子却依然留在家乡上学。他告诉记者，之所以没将儿子带来河源上学，是因为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在他的身边，许多流动人员为子女上学不但要托关系，还要交纳插班费。去年，他的一个朋友想让自己的孩子到市区某中学读书，因为不是本地户口，不得不托人走关系，还交纳了2000元的插班费。但当这个朋友想让小孩换到离家近的另一所学校时，此前的学校却拒绝退还插班费，这让他的朋友十分气愤。
      前车之鉴使田泽军不得不选择将儿子留在家乡上学。但是，随着孩子年龄渐长，他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的教育，特别是心理教育怎么办？
      在工作上，因为暂住证制度，田泽军遇到的烦心事也不少。比如，因为经常在工地跑，他想买一辆皮卡车，但在办理车辆落户时，由于没有本地户口，车管所不给予办理其手续，最后，自己掏钱买的车辆却只好用别人的名字上户，为此，他还花费了一笔不小的保证金。

心态 “这是别人的城市”

      在田泽军看来，岭南风物虽好，但是，这只是“别人的城市”。一张暂住证，让他和河源疏远了。
      “我们始终有一种漂泊感，找不到家的感觉。”田泽军说，他们这些流动人员无论在一个城市生活多少年，如果没有入户籍，始终只是一个“过客”。“过客”的心态，让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到这个城市中，甚至对城市的发展有了类似“看客”的淡漠：“河源只是自己挣钱的一个地方，城市的过往怎么样，现在正发生什么变化，未来又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很关心。”他认为，流动人员缺乏对城市发展的话语权，也就失去了去探究和建设城市的热情。
      “如果推行居住证制度，河源就是我的第二故乡。”田泽军说，他喜欢河源，也很希望留在河源，融入河源。居住证能让他实现这一愿望。居住证不但能让他享受到同本地人一样的就业、社保、计生、子女入托、入学等待遇和权益，最为重要的是，居住证能让他觉得“自己也是个河源人”。
      对于田泽军等流动人员来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此，居住证制度无疑会让河源更有吸引力，会增强流动人员对河源的归属感，让河源成为他们真正的第二故乡。
本报记者 蒋安春 廖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