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小小的一方院墙，几十尊斑驳的墓碑，四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文物中并算不得稀罕。但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却能清晰看见一群特殊的旅行家——近百人，跨越四百年的时间，从遥远的欧洲，闯过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难，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他们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学多闻的学者，沟通着中西文化的交融。可以说，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之行旅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行旅。而对滕公栅栏墓地的探访，则成为我们对这一群特殊旅行家的追寻和致意。

看点1：墓碑主人，阵容华丽

　　1601年，利玛窦和他的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北京的朝阳门……从那以后，这个封闭帝国的都城居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葬在这里。

　　滕公栅栏墓地因利玛窦而出名，其实自1611年利玛窦第一个入葬于这块墓地起，相继有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数百位传教士、科学家、画家随之静卧于此，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地方。现在墓地共保留了63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葡萄牙14人，意大利11人，德国6人，法国9人，比利时2人，捷克2人，瑞士2人，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各1人及不明国籍者1人，另有14人为中国籍神父。

　　汤若望（德国）：顺治皇帝的“洋玛法”；制造各种观象仪器是他的拿手好戏，故宫珍藏着他精制的一个小巧玲珑的日晷。

　　南怀仁（比利时）：用滑轮和绞盘把为顺治修建陵墓所用的巨型石料运过卢沟桥；视察京郊万泉庄河道，疏通河道灌溉稻田；重建北京观象台。

　　纪理安（德国）：在紫禁城开办了玻璃车间，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雍正办公都离不开他制造的眼镜；制作的地平经纬仪陈列于北京古观象台。

　　戴进贤（德国）：天文学家，为观象台制造了玑衡抚辰仪。

　　郎世宁(意大利)：宫廷画师，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

　　费隐（奥地利）：主持重修圣若瑟堂，位于王府井的东堂。

　　邓玉函（德国）：著有《奇器图说》介绍西方机械。

看点2：墓碑的艺术美

　　栅栏墓地碑林的名望虽不及北京城内孔庙碑林，但却是北京地区墓地碑刻集中地之一，历史久远、数量众多，中西合璧是其最大的艺术看点。

　　中西符号：碑文生动精致，以汉、满、拉丁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竖书的中国书法与横书的拉丁文形成鲜明对比。从这些碑文中，能读出来华传教士在宫廷是如何恤死报勤、德业兼著。从石碑装饰上，也处处可见中西文化、甚至天主教与佛教的和睦相处。东方的“龙”与西方的“主”同刻于墓碑上；代表天主教的拉丁文缩写标志，各类花型拼成的十字架以及三钉楔状纹，雕刻在碑首下方中央，宗教色彩浓烈；环绕其上的蟠龙则暗示着，西方宗教已在皇权庇荫下顺畅地传播于中国大地。

　　碑座天堂图：留心碑座，会发现上面的浮雕内容相当丰富，山川、云涯、海洋、森林、走兽、飞鸟、花草等。对于传教士，当时人们有很多不解和疑惑，当他们摆脱尘世去见天主后，人们多从佛家理论出发，认为是现世苦难的终止，于是为他们设计了充满中国特色的“天堂图”，以中国的审美观来表达祝福。因而十字架下，佛教花纹和隐喻坦然并存，体现着中外人士对彼岸世界的认同。

　　龙的世界：栅栏墓地堪称“龙的世界”，保存至今的有石门4条、小园26条、大园240条，共270条龙。这在所有西方传教士墓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重点可留意小墓园内的3块倒品字形墓碑，利玛窦墓碑居中，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墓碑伫立于左右两侧。利玛窦碑最为典型，碑首阳面阴面各两条蟠龙，龙首分别向下，形成碑首的左右底边，龙神圆润，相互缠绕，向上组成极富立体感的波浪形。碑身的四周长方形镶边上也雕刻着10条小龙，这是对利玛窦的一种特殊礼遇，加上碑首4条蟠龙，利玛窦碑通体共有雕龙14条。此外，大墓园的60块墓碑碑首，也饰以祥云、瑞草或蟠龙、游龙图案。

看点3：汤若望的石羊

　　在墓地大门前的树丛下，静卧着一只大理石雕成的石羊。它显然是一只失群的羊——是汤若望墓前石雕饰物中幸存的一个。自利玛窦去世后，能与利玛窦齐名的就是这位德国传教士。使墓地得以扩大的，也正是他。汤若望在中国度过48年生涯，辗转于广东、江西、浙江、陕西等省。顺治看重的是他在制定新历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并在利玛窦墓另赐他一块墓地。汤若望的墓碑与利玛窦的墓碑不同，不仅镌刻了皇帝亲笔撰写的祭文，而且碑文除了有中文、拉丁文之外，还有满文。这只失群的羊与现存的石碑一样，是历尽沧桑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个沉默而又雄辩的见证。

看点4：耻辱碑

　　大墓园入门右手处的院墙嵌了一块石碑，碑文写道“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代传教士之茔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议和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勤于贞珉，永为殷鉴。”从碑文看，这块隐蔽的石碑身世复杂。

　　19世纪以后，原本神圣的十字架堕落为商品和炮舰的附属物。这时，很多传教士完全抛弃了前辈的传统，显露出殖民主义的嘴脸，叫嚣着“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起光辉的十字架”，“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修建兵营、驻扎军队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在义和团反洋人、反洋教的高潮中，滕公栅栏墓地被毁。1901年，清政府签证《辛丑条约》，出银1万两，重修了栅栏墓地，还被迫专门立了这块所谓“涤垢雪侮”而实际是铭刻耻辱的石碑。

看点5：曾经的马尾沟教堂

　　墓地甬道南端的石门左侧嵌了一块石板，写道“马尾沟教堂石门于一九九三年十月由原址向北移位一百五十八点四米到此，并进行修缮。”可是，向南看去，150米远是党校职工食堂，根本没有教堂，那么上面所说的马尾沟教堂呢？

　　原来，在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被迫建立了马尾沟教堂。但在1973年，在那个“科学技术是粪土，外国人是帝国主义，天主教更属反动”的年代里，教堂又被拆除。1993年，位于党校南墙的原教堂的小石门被移至利玛窦墓地的南面。门额题“钦赐”二字，左列满文，证明是清代所制。遗憾的是，如今只留下了门柱内左右底座及中间依稀可见的门墩，却无法找到那两扇石门。

看点6：墓碑的伤痕

　　如今的墓碑可谓伤痕累累，除了惋惜，从这些伤痕中却也能读出一番近代史。义和团运动中，栅栏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建筑被毁坏。《辛丑条约》后，墓地重修，除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6人的墓碑单独立起外，剩下的77尊墓碑被迁入新建的马尾沟教堂外墙。然而，到了“文革”，红卫兵又让3天内拆掉墓碑，当时在党校负责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提出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埋起来，令其“永世不得翻身”。红卫兵认同了这个颇有创意的想法，于是利玛窦墓地虽然消失了，但墓碑却被保存了下来。1979年，三位神父的墓碑被挖出时，利玛窦墓碑的正面被钻了若干小洞；汤若望、南怀仁的碑是断裂的。后将利玛窦的碑正面磨平后重刻，汤若望、南怀仁的碑分别用树脂胶粘好，修复历时一年。1984年，党校出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三人的墓地东侧专辟一院，才将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新立了起来。就这样，栅栏墓地先后经历了两次大毁，两次大修。

看点7：党校与教堂，并行不悖

　　建国后，北京西郊日渐繁华。在阜成门外仅2公里的地方保留这处墓地，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54年，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看中了这处距市区不远、而又安静葱郁的地方。北京市政府将西郊西北旺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还用10万元购买了山字楼和口字楼两栋建筑，安置了部分无业神职人员的生活。对于墓地的处理，党校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发生了分歧。党校主张将坟墓全部迁走，而教会认为，这样做会伤害教徒的感情。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老同志回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碑仍保留在原址，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800余个墓碑迁至西北旺。教堂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于是，传授无神论的共产党干部学校与传播有神论的教堂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每逢礼拜天，钟声一响，远近教民熙攘地聚在教堂里，唱圣歌，听布道。党校学员每每路过这里，好奇地隔窗张望，或干脆走进教堂，观看这些信男信女如何崇拜他们的主。

看点8：口字楼+山字楼

　　曾经的教会产业：墓地南行约50米有一座平面图形似“口”字的建筑，墓地西行约150米还有一座平面图形似“山”字的建筑。两楼与墓地遥相对应，呈鼎足之势。其实，这两栋建筑人们并不陌生，极具素描感的画面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就是在口字楼的一个房间，第一次用望远镜看到米兰那抹炫丽的微笑。

　　口字楼，1903年建，曾作为法属遣使会修道院。1926年，口字楼里创办了“文声大修道院”，来自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修士在这里攻读哲学、神学，这里成了培养中国籍司铎的高等学府。到解放前夕，修道院有学生100多人，负责管理和教学的外籍神父有八九人。1948年，国民党军队将口字楼修道院变成了一座军营，他们在这里挖战壕，修道院也在那时被置于火线之上。山字楼，1910年建，作为法国圣母会总院。楼南建了葡萄酒厂，专门生产做弥撒用的葡萄酒，同时还设有为居住在此的宗教人士提供副食的菜园和菜窖。于是，栅栏墓地逐渐发展成了一处以墓地为主，包括有教堂、神学院、教会学校等多功能的天主教教会产业。葬入这里的中外籍神父、修女以及非神职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老建筑的记忆再造：建国后，北京市委党校筹建，这两栋楼成为了职工宿舍。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党校幼儿园曾安置在口字楼一层，这个建筑包围起来的四合院里有滑梯、秋千、转椅、龙船……职工子弟就在这个百年前曾是聚满信徒、手捧圣经的院子里戏耍度日。而如今，这里已显颓败，仅是一个栖身之所。简易的家具用最紧凑的方式罗列着，潮湿的墙壁长了黑色的霉斑，审美变得无关紧要，房屋与生活以一种简单生硬的方式粘接着。人口塞满了所有房间，此时的修道院已成为集体宿舍。“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这是我们拜访于此，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老建筑的改造再利用，并不拘泥于历史遗产保护的严苛限定，而是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尊重与自身特色的定位，从现状中寻求答案，来获得发展空间。老房子的存在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如何为它寻找恰当的用途，使它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在老房子功能演化的过程中，与栅栏墓地相关的信息传递的缺失，确实是种遗憾。是否可以在老房子中辟出一部分空间作为陈列馆，或是小型博物馆，使得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看到曾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故事？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