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院内环境  图片来源：新华社

　　出阜成门地铁站，东行一程，再往北转，喧闹声渐少。两溜老旧的平房间有一扇朱红色的大门，那就是鲁迅故居——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故居是一座青瓦灰墙的小四合院，东墙上挂着“西三条胡同21号”的门牌还能依稀辨认。再旁边，是郭沫若写的“鲁迅故居”的牌子。鲁迅离开北京后，他的母亲和他在老家的妻子朱安女士一直在这里生活，直至她们相继去世。1947年6月，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病故，当鲁迅故居面临国民党劫收的危难之时，王冶秋、徐盈、刘清扬、吴立恒等人通过北平地方法院以“查封”的方式，将这座故居保护下来。

故居景象

故居院内鲁迅于1925年4月5日手植的白丁香 图片来源：新华社

鲁迅故居后院内的水井，一只小猫正在旁边玩耍  图片来源：新华社

故居内鲁迅当年的卧室兼工作室内陈设 图片来源：新华社

　　从正门进去，是很小的一个院子。北边是他的母亲和妻子朱安的卧室，西边是厨房，东边是女工们的卧室，南边是鲁迅会客和藏书的地方。堂屋的后面，接出的一间小房子，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后院的中心，果然有一口他亲自打凿的苦井。现在周围围上了白色的栅栏，非常的显眼。只是井上被两块大石板盖住，不知道是否还有井水。故居接待员笑着回答说：“北京近年地下水都普遍下沉，井里早没水了！”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这是鲁迅在散文《秋夜》一开头说的两句话。 站在鲁迅故居的后园里朝远处望，我没有看到枣树，看到的是楼房和远处灰蒙蒙的天空。故居的前院和后小院的通道处，倒是有两棵枣树，由于无人采摘，枣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枣子，许多都掉落在地上，在土里腐烂了。 一旁的接待人员说：“那两棵当年的枣树都没了，这几棵，是后来补种上去的。” 枣树没了，鲁迅也没了，留下来的是那些立在原地、傻呆呆等着主人回来的房子，以及鲁迅当年手植的丁香。它们已历经了70多年的风雨，枝繁叶茂，快遮挡住了院子里的天空。

　　在此居住期间，鲁迅完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部分文章，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热风》等著作，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语丝》、《莽原》等周刊杂志。80多年过去，如今这所简朴的北京普通小四合院，已成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每日里迎接各地慕名而来的访客。

鲁迅故居所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雕像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参观须知

　　开放时间：9:00—15:30（周一闭馆）成人：5元 学生：3元

　　免费参观须知

　　一、提前预约登记（30人以上）的大、中、小学生集体参观免费。

　　二、家长陪同的中、小学生（学生免票）。

　　三、持有效证件的教师、军人、残疾人、老年人（60岁以上）及享受城市低保的人员免费。

　　乘车路线

　　地铁环线：阜成门站B出口

　　电 车：102、103、101路

　　公交车：13、19、21、42、44、46、56、121、335、336、387、409、603、604、650、702、709、716、812、814、816、823、846、850、855、运通（102、106）

　　地址：西城区阜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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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五十生辰全家合影 图片来源：绍兴网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中年以后的鲁迅先生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

鲁迅与郭沫若

　　说到鲁迅故居以及鲁迅博物馆，就不能不提到郭沫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鲁迅博物馆的是郭沫若，他在1945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我建议》一文中说：“我建议：应该设立鲁迅博物馆。凡是关于鲁迅的资料，他的生活历史，日常生活状态，读的书，著的书，原稿，译稿，笔记，日记，书简，照片，等等；还有关于他的研究，无论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专门蒐集起来，分门别类地陈列。让研究鲁迅者，让景仰鲁迅者的人民大众得以瞻仰。这博物馆可建立于上海，北平，广州。资料可以分别陈列，不能分割的可用照片。……”鲁迅与郭沫若还曾经有过一段笔墨之争。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了。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却不领这个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鲁迅由此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委婉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吗，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

　　鲁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纪念，再一次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的可以说是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