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塔又被称为“中华第一塔”   赵剑 摄

“沧州的狮子、定州的塔、正定府的大菩萨”，这是久行于河北省中部一带的风物传语。定州塔在这一历史遗物广布的平原地区民间影响的获得，实源于其拥有的高83、7米、基座周长127、65米的过大体量。这有似于当下旅游圈内“第一”崇尚的现象。

“定州塔”，是该塔的现俗名，在1986年县改市之前习称“定县塔”，而其书名，应当是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其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公布的名称，即“定县开元寺塔”，现书称“定州开元寺塔”。

尽管定州塔早以是无寺孤塔，但离开寺就无从说塔。“塔”本是西竺佛祖的坟茔，而“中土化”为佛寺的象征。但细究起来，这种“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之字型发展历程。经东汉至唐末，中国寺院布局完成了由中心塔院型向宫室第宅型布局的转变，至宋初，又在宫室帝宅型佛寺布局中建塔开新风，这时，塔虽不是寺院的中心，但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建筑小品。“器”、“理”相表里，塔的“起、失、兴” “化” 的过程映射着佛教中国化的内容。如果我们机械地将佛塔的发展分为“肯定－否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两个阶段，那麽，第一阶段就表现为由教祖崇拜向教义宣扬的过渡；第二阶段所展示的则是由教义宣扬向自我悟道的升华。定州塔的营造对此后部分给予了全面的阐释。

定州塔就是一部历史。  赵剑 摄

唐开元盛世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寺院发展主流趋势的影响下，定州也按宫室第宅型布局无塔建开元寺。据历史记载，宋真宗年间，开元寺僧令能奉诏西竺取经，得舍利子归。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真宗诏令能建塔以存舍利，皇尤四年（公元1052年）建成。这一史实首先告诉我们：西天取经不只是唐朝的事，而是历经几朝几代；取经的不只是“唐三藏”一人，在其光环中褪去的众僧中就有定州的令能和尚；去西天不只是取经，作为两任务之一的还有求渡舍利子。其次，令能的“西取”看似重复先辈的事业，建塔存舍利子又若佛祖崇拜的复古。实际上，先辈的“西取”是本着“是什么”而展开的，而后期包括令能和尚的再“取”，确是在“是什么”践行基础上背负着更沉重的“为什么”上路的。同时，舍利子的存放也流于了形式。令能和尚及其领导的工匠在定州塔的建造中所倾注的心血、胆气足以印证、说明这一切。

定州开元寺塔作为宋辽金砖塔的代表，在建筑水平上全面超越了前朝：改方形平面为八角形平面，减弱了塔的风压力；改空筒结构为带塔心柱结构或套筒结构，加强了塔体结构的整体性；改附壁盘旋塔梯为塔心柱与回廊折返踏道，均衡了塔壁的受力；改仿木细节真实的刻意追求为淡淡传神点缀，克服了塔立面构件的脆弱性，这一点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更体现为观念上的冲破，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体系已达到了成熟期的高峰，在述而不作、习故蹈常的文化氛围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总之，他们在建塔中以一种新的境界追求历世不朽之作，因为佛界既要枕地铺开接众生，更要拔地击空向天国。

定州塔。  赵剑 摄

这种指向不是虚指，如基督教堂上的塔尖，而是“中国化”的、实化的，它要使人能够切身践行，也可以说是“人化”的。崇实重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它构成了异域文化中国化的坐标，从而使之与自身实现同构。基督世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人类要修通天塔，而上帝则通过使不同群体操各异的语言而使之无法彼此沟通、协作，最终导致这一创举作罢。由此，也浇灭了人的自信心。反观中国累代西行的僧人，他们的求真之路何止是语言不同，他们仅凭的是舍身凿空的信念，实际上，他们也把这种艰辛视作求真必经的一个过程，塔的建造毋宁说把西行之路立在了众生面前。这可谓：修行人人可为，可为之事要实为。正是因为这种成熟、繁复信念的倾注，才有了这一超越时空的建筑杰作。

这种倾注并非亲历者所能体悟，后人被这一“天外来物”所震慑。但即便如此，既便是“天外来物”，也要通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完成，这就是中国人的信念。解决这一矛盾心理的手段就是围绕塔形成的虚实相济的传说、附会：工匠在百无一计之时，梦见了鲁班爷，鲁班爷无奈地说，我已到了“土没脖子”的岁数，不中用了。工匠梦醒悟出了 “土屯法”，解决了建造这一大体量砖塔的首要的基本的难题；工匠又梦见了鲁班爷，这次鲁班爷金口未开，只是把工匠引领到狂风呼啸的河边，但见八位仙人手挽手、背接背环坐在船上，任凭风动船摇稳如一体。工匠梦醒悟出了“木筋牵垃法”，即在砖体内嵌入长木，通过长木的扣接，把塔的八边、内外、上下拉结在一起，克服砖构的脆弱性；工匠们建塔不仅有梦悟，也有实济，有“砍尽嘉山树，修起定州塔”一说，说工匠们在伐木取材时，把位于今曲阳县内树木繁茂的嘉山砍光了，只留下了一棵不入材的短小的歪脖子树，待到建塔封顶之时，才发现，还差一节短木不能媾和，工匠们恍然想起了山中的歪脖子树，伐来恰用。总之，不论是梦悟，还是实济，都是人的造化。

朦胧中的定州塔。  赵剑 摄

无论造塔者的初衷是什麽，它既然来到人间，就要步入到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而这又往往与“初衷”渐行渐远。在民间，它成了镇邪之宝。古定州地区作为太行山脚下的一块平原地长遭水患应当是事实，人们说水患之源是大海东退而未能随归的东海龙王一名叫鰲鱼的儿子，他经常试图归海而翻云覆雨使百姓吃尽了苦头，而如今，巍峨壮阔的宝塔把它压在塔基中心的水井里而至乡里平安。这口不符合建塔一般规制的水井今尤在，但有没有鰲鱼确不可知，但平原地区的人们一直把宝塔视为镇鰲鱼之山，称其为鰲山，而由此衍生的鰲山灯会、鰲山庙会已成了定州的民俗活动。在政治军事及地域文化上，时值北宋初年，宋辽对峙，定州地处边陲，定州塔耗资巨大，实仗宋王朝出于“塔之建成示宋国威与北胡……”的政治目的拨银两始建成。宋辽交战，宋军曾利用此塔瞭望敌情，定县旧志就有“蹬塔望契丹”之说，故定州塔又名“僚敌塔”。这一史实在民间是以“杨家将”抗辽故事存在的，而这些故事又是此地畅行的文娱形式“河北梆子”、“保定老调”、“西河大鼓”的主要剧目，岁月更迭，在坊民的印记里，似前无汉唐，后无明清，“大宋”却仿如昨日。

宗教贵“宗”：“教”有千重，“宗”为一统。“教”千重指向济苍生，“宗”一统意取别民众。寺院离坊肆、趋山林赴皇统的发展趋势就是“别民众”的生动写照，位于定州城街区之中的开元寺的倒掉、湮灭也就不足为奇。从此，定州塔开始远去佛事烟云独步这方静土。

定州塔全景。  赵剑 摄

定州塔是佛事“人化”物，寺去其“佛性”无，渐渐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人们身边的一“无人想起，永不会忘记”的“自然物”。它伴高风、贯长日，广延八面来风，塔下丛集的坊肆、密布的胡同成了当地物质的集散地和精神的交汇场，“塔底下”已成为定州人的生活用语。尤其一提的是“开元铸造”，以“开元”为铭号的铁的加工、铸造是“塔底下”的传统，时至今日，作为农耕文明的基础和象征的产业，其意义已随时代退色，同时，“塔底下”也历盛世而变迁，而“开元铸造”铁制品却依然孤守塔下。离清这一现象实属不易，推测、置疑之却耐人寻味。首先，在定州，“开元”本为寺号，寺去“号”空，就连寺之存物“塔”也随时日荡去了“开元”，为何“开元”渗入塔下的产业而残留下来？可能是唐“开元通宝”铜钱承前范后的铸造水平使“开元”超越了佛寺而光照天下铸造业的缘故吧。其次，塔高摇于世，“塔底下”人、物交流当为自然，而铁加工制造业的成长确颇有疑问。定州塔装若唐三藏佛冠的入天铁制塔刹曾几番剥毁、复原，近期修塔把清雍正年间修缮的塔刹剥离下来，发现其刹柱上刻有“定州南大街铸造”的字样。由此，是否能够推断塔与“塔底下”铁加工制造业之间处于一种催生、守望的关系呢？

就塔自身来说，也是一部历史。在同一部青砖铺就的幽深塔梯上、回廊间，留下了提灯苦行的佛僧、持刀急驰的兵丁、指点江山的志士、揽卷抒意的骚客、兴致盎然的游人的层叠的身影，它们如活动的文字书写着宝塔春秋。史卷有“残缺”，“残缺”又丰厚了史卷。其一，史载，1093年，即定州塔建成（1055年）48年，北宋苏东坡谪守定州，励精图治，广传佳话，但确没有关于他与塔的记载，更无“大江东去”般诗篇。如果人们有足够的心思，定能从中开出一方学术天地来。其二，1952年11月初，刚刚走下天安门城楼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视察定县，在塔下观看了一周后，就提出要蹬塔，在蹬至第二层时，由于塔的东北角自上而下整体残缺，再往上蹬，存在安全问题，主席接受了随同人员的苦谏、劝说，决定不再蹬塔。这样，主席的脚步在定州塔的二层定了格。由此，在《沁园春·长沙》与《水调歌头·游泳》间就空白了一篇《…·定州塔》。

从1986年至2001年连续15年，作为全国文物修复工程最大的项目之一，国家文物部门投巨资完成了对定州塔的全面维修。同时，也对塔的周边进行了整治，按照开元寺旧址的规模，增建了高大、厚实的围墙，把塔与外界隔开了。如今，花30元才可进入塔院，再花40元就可安全的蹬塔。这样，经历了出世、入世的宝塔又出世了，经历了“人化”、“自然化”的宝塔又“人化” 了。

作者：马进甫 赵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