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兴

我与聂茂是30多年的朋友了。我们都是农村里的苦孩子，跳出农门后，一起到长沙打拼，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这些年，我知道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评论，聚焦文学湘军这一块，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以为只是“为稻粱谋”，也没在意。直到去年底，他一下推出7部专著，送给我一套，真是让我又吃惊又敬佩。他知道我是侗族人，对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十分关注，便指着其中的一部写瑶族作家的书《民族作家：文化认同与生命寻根》（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说“可以看一下”。我立即打开这本专著，认真读了起来。

说实在的，在全国的文学版图上，江华的分量曾经微不足道，至今也谈不上是重镇；在湖南的作家序列里，江华也不在中心地带。它一直在闪烁，却少有人看到它的光芒；它一直在生长，却少有人知道这粒种子的能量！但这并不影响江华作家对生命孜孜以求的思考、对世界近乎静默的注视。

江华文学有共同的精神底色——澄澈、通透；他们有共同的民族风情——传统、神秘；他们有共同的诗性特质——瑰丽、多情；他们有共同的审美基因——超越、野性。凡此种种,都让他们呈现出迷人的色彩，但在纷繁多样的浮华和物质享受的迷离面前，他们没有成为读者的宠儿，甚至成为被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界遗忘的领域。

聂茂注意到，民族传统和神话传说是江华瑶族作家群的直接背景和书写对象。对于民族和地域文学，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大多重视其地域要素和民族风情，并以此为归类标准和分析依据。不过，仔细地推敲起来，将江华文学仅仅定义为民族和地域文学，并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虽有依据却终嫌单薄，这种分析缺少对写作实际与文学文本的深入体察和辨析。基于此，聂茂使用了西方文学中的隐喻、原型、复调、反讽等理论，以及中国诗学中的意象、意境等概念，努力展示其艺术价值和文学痕迹。

如果抛开评论家对地域文学的惯性思维和个人化偏见，抛开民族和地域文学所具有的既有价值判断，我们宁肯把江华文学理解为在艺术性、民族性、地域性上进行融合的群体性尝试。只是这种尝试较之天马行空式的文学书写要显得复杂、纷乱一些。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呼唤、赞美甚至仰仗着民族、地域文学的主题、情绪与语言，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现代性的精神和艺术特质，这种奇异的交叉乃是江华文学所代表的中国民族地域文学的主要特征。聂茂准确地抓住这种特征，充分展现了它的全部复杂性。

聂茂的这个专著把县域文学作为对象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并成为民族文学、地域文学研究的典型样本。这种研究至少表现了聂茂弥足珍贵的品质与能力：敏锐、勇敢、渊博和耐心。今天的学人可能会理解其敏锐和渊博，却未必会理解其勇敢和耐心。江华文学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碑立传的深度和水准，但是作为当代文学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聂茂的研究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小邮票上悉心精读、专心雕琢，旨在为文学发展提供当下意义上的光明指引，哪怕是一把火，或者一盏灯。多年来，聂茂一直对江华作家的作品保持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研究，从这个意义说，这本专著更是耐心、责任和意志打磨出来的书。所以当《民族作家：文化认同与生命寻根》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对县域文学的研究：绵密透彻的逻辑、鞭辟入里的分析、精当合理的论断，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全部学养和才情。我能想象各位作家和学者在初读书稿时的那种惊讶与感奋。在各种文学研究对经典做挖地三尺一样的细读时，读者经常用了无新意和穷经皓首来形容，就是因为少有学者敢于突破现有的研究边界，对崭新的研究板块做开拓意义上的细致研究。因此聂茂的卓然不群，使我们感到了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更使我们在选择文学研究的命题时有了一个直接的榜样。

我对聂茂自觉自愿地走到边缘俯身躬读并举起了旗帜，心生敬佩。所以我们才强调坚定和耐心对于一个学者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只有坚定才能把知识转化为创造。从思想与文化影响的角度看，聂茂的概括与命名使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江华文学开始自我发现，他唤醒了江华著作者们作为作家与作为作家群的自觉，并因此使他们渐成气候；同时他的研究与指认也使社会看到了江华作家群的存在，从而使这种存在固定下来。在文学史中，很多未被总结、确认和概括的文学现象往往在形成影响并达到自身成熟之前就归于湮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聂茂是江华作家群的塑造者，这也正是聂茂在文学边地书写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