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

《云中记》讲述了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伤亡一百余人，并且根据地质检测，村子所在的山坡将在几年内发生滑坡，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整村搬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村里祭师内心越来越不安宁，他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最终决定返回原来的村落，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

云中村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这是一部饱蘸深情、庄严隆重的作品。阿来说，写作这部作品，他一直是在莫扎特《安魂曲》的陪伴下的，在题词中他也特别致敬了莫扎特，“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阿来拿出了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整部小说如一部缓慢低回、痛彻心扉的哀歌，又是一部站在现实回望灵魂的颂歌。汶川地震给中国人留下难以忘怀的重大心理创伤，也是新世纪中国标志性的重大灾难事件，阿来《云中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关于灾难的记忆上升到了全新的灵魂刻度，他站在为民族创伤谱写安魂曲的高度写作，也触及了现代性背景下故乡的消逝和生命安居的困境等难题。

《云中记》的故事并不复杂，汶川地震中云中村遭遇灾难，幸存者不仅要面对地震夺走亲人生命或自身完整身体这一事实，还要面对地理裂痕使云中村不能居住，全村必须整体迁徙这一现实。在云中村整体搬迁五年之后，云中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祭师阿巴无法抑止内心对于故乡亡灵的牵挂，重回云中村“履职”。小说以阿巴回到云中村的时间为线索和结构，从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写到第六月，最后阿巴随着云中村一起从山下滑下悬崖峡谷，成了用生命守望故乡和亡灵的真正“祭师”。

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一灾难压迫着中国人的心灵，很多人的创伤记忆需要文学的抒发和拯救，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地震诗歌甚至在2008年成为一时风潮，其中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极受关注；其他体裁如李西闽的长篇纪实散文《幸存者》也颇受关注。地震之后，评论家谢有顺撰文《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流传甚广，文章直面现实，又关涉着一个朴素的写作伦理：回避苦难本身，将苦难书写成温情、胜利，都是一种写作伦理上的失重。必须说，一场巨大的灾难事件在要求着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我们能从灾难中反刍出什么，也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精神结构。因为《云中记》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终于没有愧对这个民族的巨大伤口。

文学如何书写灾难？很多书写事实上都由“灾难现场”所生发，阿来的关注点却在“灾难发生之后”。人们关注如何受难、为何受难、怎样救灾、如何安置等现实性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意义重大，可是对于文学来说，它要从这场沉重的灾难中读取的不仅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灾难已经发生了十年之后。重新回看这场灾难，很多现实问题的发生语境已经消失了，我们何以依然回眸？一个重要的理由或许存在于这样的假设中：每一场重大的民族灾难，都应该经由文学记忆的反刍而沉淀于民族精神成长的潜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个民族消化苦难的精神器官。假如所有的灾难都仅仅被作为社会事件来处理，那我们的民族可能获得社会的进步，却不能获得精神的沉淀和成长。

《云中记》是一部重灵魂的作品。这部作品呈现的一个最大纠葛正是现实与灵魂的纠葛，设若现实的人们可以完全砍断灵魂的牵挂，那这部小说便不能成立，已经在移民村生活五年的阿巴就无需孤身回到云中村伺候那些地震后游荡的亡灵，他也无需置外甥仁钦乡长位置不保于不顾，死守已为空巢的云中村。

从唯物主义角度看，亡灵的世界显然并不存在。但人类社会为何有如此强大的亡灵文化？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将死亡视为生命绝对的结束，这是作为有死者的人类无法承受之重。因此，亡灵所勾连的彼岸世界便为现世提供了道德约束和精神皈依。人类的信仰系统发明了一整套祭祀仪式，正是人类托付自身存在的象征秩序。不过，作为当代作家的阿来，写作《云中记》，其意味绝不在于提醒这一人类学的常识，而是通过阿巴执拗而带着悲剧性的坚守与殉葬，激烈地提醒人应是有灵魂的存在。灵魂在小说中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不仅是尚未消逝的亡灵，而是包括信仰、故乡等等在现代即将消逝的属灵之物。

现代是一个被全面祛魅的世界，《云中记》这番郑重其事为灵魂复魅，不仅是纪念祭奠汶川地震中伤逝的亡灵，我想阿来的提醒更在于：灾难固然创痛剧烈，但如果我们将死视为人生物性的消失而草草处置的话，才是精神灾难的真正延续。哪一天我们像阿巴一样，在鸢尾花的突然绽放中与亡妹的灵魂对话，在万事万物中感受到灵魂世界的唱和及应答，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灵魂世界对主体的凝视，并懂得以何种善的伦理存在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