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收获》杂志2019年第4期集中发表了几位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被排在第一的乃是赵挺的《上海动物园》。先后两次认真地读过这部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后，我以为，这是一篇反讽色彩明显的带有一定哲学思考意味的透视表现当下时代青年人百无聊赖生存状态的小说作品。

请原谅我用这么长的一个句子，不如此就难以精准地为赵挺的这一精彩短篇小说定位。“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伟大的文学性’。我挺喜欢王小波、加缪、塞林格，也挺喜欢炸鸡腿、麻辣烫、热咖啡。我只想赚点钱，以此舒服地度过每一个管他是阴郁还是灿烂的下午。”说一个“挺喜欢”王小波、加缪和塞林格的写作者没有思考过“伟大的文学性”，这句话的可信度几乎等于零。而将这些大作家的名字与炸鸡腿、麻辣烫和热咖啡这些食物并列在一起，一种调侃生活的意味，又十分突出。“我三十岁了，越来越成熟了。别人的三十岁，除了吃喝，也就是盯着漂亮姑娘的胸部多看几眼，其他一切云淡风轻。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杂念较多，譬如还偶有‘写作者的关怀’等虚妄之念，说明心理还没有发育健全。”

所谓偶有“写作者的关怀”云云，所说明的，实际上是面对物欲喧嚣的现实生活，写作者“我”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一种精神层面上远离世俗的高贵追求。但叙述者却同样以调侃的话语将其贬之为心理发育尚未健全。凡此种种，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皆属艺术层面上的反讽者是也。事实上，贯穿了《上海动物园》全篇的，正是如此一种反讽性语调。

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身为写作者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文学创作本身的那种嘲弄与调侃。小说中写到，“我”的朋友，一位名叫“老虎”的软件工程师，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一款写作软件的开发：“这款智能写作软件，致力于把全球所有作家的作品都纳入数据库，进行杂糅、拆分和重组。”依照此种理念，以后的文学写作，就可以这样进行。比如，先输入百分之十的海明威，再输入百分之三十的加缪，百分之三十五的王小波、乃至于百分之十五的博尔赫斯，甚至，还可以输入自己的名字。毫无疑问，经过如此一番杂糅之后所生成的文字，就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了。

当“我”进一步追问，这个世界此后是否就不再需要作家的时候，老虎的回答是：“一方面我们不停地纳入那些还在进行自行创作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软件创作出来的文章也纳入数据库，这就叫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法。”在老虎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所需要的，就只是这种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的操作员，作家将彻底失业。又或者，假如说以后还存在所谓作家的话，那么，这作家也就只能是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的操作员而已。在我们把以上这种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看作赵挺对文学创作一种彻头彻尾的调侃与嘲弄的同时，恐怕也不能不承认，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早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为赵挺所调侃的这种写作方式，其实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可能。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文学写作的彻底被异化。现实生活中身为写作者的“我”，之所以会显得那样百无聊赖或者说吊儿郎当，未尝不与文学写作如此一种看似极端黯淡的前景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

说实在话，一贯自嘲为“伪作家”的“我”那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确称得上是既荒谬而又百无聊赖。

比如，老马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曾经相约一起开着车去西藏。按照叙述者的交代，“我和老马在一个游戏群里认识，我们都属于特别庸俗特别酷的人。”“我和老马认识两年多，玩游戏的时候，我们投敌无数，坑队友没商量，义无反顾、持之以恒地将游戏游戏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如果说双重的否定表示肯定，那么，赵挺小说中的“游戏游戏”的组合就非常耐人寻味了。一旦将“游戏”也“游戏”一番，那这“游戏”到底还是不是“游戏”，也就值得引起我们的认真思索了。

老马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一些情节，比如，鱼龙他们试图在城里搞一个摇滚乐队，却怎么也找不到排练的地方，以至于只能够到敬老院对牛弹琴一般地给那些老年人们演奏。然后，就是匆匆忙忙地去参加音乐节。

所有的这些，传达给读者的，我想，恐怕都是一种存在层面上的万般无奈或者说百无聊赖。倘若我们联系小说那看上去很是显得有些突兀的标题“上海动物园”（之所以说是突兀，乃因为通篇小说都没有写到过一只动物），那么，一种无法被否认的看法就是，作家赵挺笔下这些百无聊赖的各色人物所构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动物园”。从这个意义上，断言赵挺的这篇《上海动物园》其实是借所谓的百无聊赖思考表现人类存在的一种虚无本质，恐怕也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