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

在作品中接受败笔和不完善就像在生活中接受不幸和罪过，使其厚度甚至维度增加。但故意追求破坏性的成分，会形成一种单调。

令人麻木的大概是俗套，鲜有产生原型故事的环境和能力，于是我们便在技术方式或者语法的层面消磨。

贬低故事是一种时尚，但故事绝对是上层建筑，是由基础元素构建而成的。问题在于得有新故事（新的故事原型），而不单单是着眼于讲故事方式的革新。一个新故事理应包括新的方式、新的关系以及支撑它的新结构，单列出这些逐一解决不免本末倒置。

书是一个容器，内装比重不同之物。黄金之书千锤百炼（其用心其文字），历久弥新，每一次阅读都是擦拭。重读之必要。要读这样的书，要写这样的书，要发现和知道这样的书。我所说的和所谓的经典关系不大。

要这样要求自己，每读的两本书里至少有一本书是重读。每重读的两本书里至少有一本是已经重读过的。在十年以内，得有十本书读过十遍以上。如此，才是真正读书。

写作不要炫耀，也不要掩饰

看看在不炫耀的情况下我们还剩下什么。无论剩下什么都是好的，至少是确实可信的。

如何理解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和它之间的距离。身在其中的时候那叫“现实”，拉开一定距离可呈现为“荒诞”。《在码头》（电影）即是一部中等距离的观察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品，这个距离以前很少出现过。我们有近距离的现实主义，有远距离的幻想或抒情性作品，《在码头》二者都不是。这也是我决定拍它的重要原因或者目的。一部中国生活的荒诞剧，有现实的底蕴，亦有情绪的温度，但其主旨却是讽喻和神秘。

关键是对谁说话，想象的或实际上的读者是谁？耶稣对使徒说话，对公众说话，在他看来他们都是心智上的儿童。因此耶稣的话有某种特殊的质朴，有的地方很直接，不由分说像一道命令；有的地方则像童话。佛陀对“训练有素”的求道者说话，针对的是某种体系化的信仰传统，因此他的话富于辩证性，逻辑强大。老子则是对统治者进言，他的话文辞如诗且提纲挈领。孔子的话大多是对弟子说的，所以很具体、亲切，也很零碎，体现了一个老师的渊博和仁爱。我们到底在对谁说话呢？一种是针对批评专业的权威，不免高深、造作，囿于特别的概念或系统。一种是针对大众或者粉丝说话，表面上深入浅出，实际上却免不了迎合。官腔官话就不论了。也有人对自己说话，或者对自己的同类、朋友说话，这已经很不错了。当然还有各种混合体。对谁说话甚至都不是一个美学风格问题，它深入说话者的心机，关系到写作的目的和可能性。

对谁说话很重要，它把可写和可读勾连在一起。只论可写或者可读是回避问题。即使是极端意义上的可写，你的潜读者又是谁？

细节改变不了质地

细节的讲究造就某种外观，但改变不了质地。质地，仿佛是在审视以前就已经确定的存在，甚至外在于写作者。抓住这个东西，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有了就不怕没有。和质地的相遇是偶然和神秘的，不受控。这不是指瞬间的灵感，而是整个一大块东西。其后的精雕细刻才值得或者不值得。历史，是历史素材的剪辑。而历史素材并不是历史，它是现实。因此，历史必定有意义，或者有意思。而现实，由于意义的指向无限，所以在观感上是毫无意义的（无法捕捉）。历史必定归于大概念上的文学（虚构的、故事的）。历史经历史书写者的剪辑、阐释（亦体现为某种剪辑上的机巧和效果）加以完成，一如作家们剪辑、阐释个人经验。历史和文学都虚构了存在的逻辑。

对作品的批评阐释构成了某种被阅读的和声，这是一种更宽广的思想。作为写作者或可信奉作品至上，但不可信奉作品至全，否则就像执意排斥阅读一样，是同样的狭隘。

词语灵活性远胜于概念

有人告诉我们，这个词不能用那个词不能用，这是把词当成了恒定不变的概念。实际上，词语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它的灵活性远胜于概念。词语原则上是透明的、透光的，具有折射和传递的性质，思想之流在此呈现并通过。唯词语者和唯概念者一样，不在乎思想之光的映照，因此缺乏塑造词语和变化概念的能力。

作家有写作课也有批评课，批评家有批评课也有写作课。但，作家的写作课不同于批评家的写作课，批评家的批评课亦不等于作家的批评课。有一种想象是，作家的写作课+批评家的批评课才是最圆满的，最正确也最有保障的。其实不然。术有专攻的意思是：专业必须依赖以专业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系统背景，而非其他专业提供的所谓专业背景。作家可以同时是批评家，但若要在二者之间进行自由转换，并且专业达标，他就必须满足不同的专业所要求的不同的特殊系统。批评家想写作文学性作品亦然。

喜欢文学小组那样的生活和情谊，但是早年的那种文学小组，或者是文学小组发展的早期。志同道合，心无杂念。不喜欢后来的山头，更不喜欢中心。当年的文学小组的氛围在今天也许只有独立工作能与之媲美，各有不可替代的美好和必要。

诗不是宣泄也忌讳宣泄。但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却有倾尽之后的忧伤感。诗歌释放空间，使情绪负荷稀释于广大。简言之，诗不是情绪的释放，而是内在空间的扩展，以安置情绪。

任何写作都需要形式和规则的限制

诗歌没有标准，但有范例，也有形式规则。对诗歌形式规则的把握可以通过教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阅读把握的，就像学习一种语言。

和语言一样，诗歌的方式看上去是自然生成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项发明。当然也有通过发明或改变诗歌规则再造一种诗歌的。所谓的诗歌革命就发生在这个节点上。但发明，作为一种自然方式固定并延续下去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

诗歌不止一种。说诗歌只有一种就像说语言只有一种一样，是荒谬的。在很多种诗歌中，说其中的一种才是诗或者才是正确的诗，同样不可理喻，这就像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优劣比较。竟然真的有人这么做，说汉语对诗歌而言具有天然的优势，或者用汉语写诗天生就劣等。所以说，他们主张某种形式规则的诗才是诗也就不难理解了。

任何写作都需要形式和规则的限制，都需要某种阐释和价值衡量的系统的存在以及稳定。今天的特殊情况就在于，在多元背景的观照下，多种系统的并存成为一种可能。反映在诗歌类别或者类型上，就是多种诗歌的并存。而且，更多的诗歌类别或者类型还在不断地出现或酝酿中。总体上的形式、规则的不确定和创造意义所需的确定范围内形式规则的稳定，是今天的诗歌写作所面临的双重现实。一家独大已无可能，但寻求量身定做的表达又势在必行。形式、方式、观念、规则或语法上的炮制在今天已经蔚然成风，只是它们的前提、在价值意义上的超越以及底细却鲜有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