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因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为“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此次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

一、古田会议背景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彪炳史册的里程碑会议，它的召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到达宁冈，同红四军会师。随着红军队伍迅速壮大，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到了1929年1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创建了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其时，由于队伍构成、管理理念和地域差别等诸多不同，组成红四军的两支主力——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在思想上的许多问题集中暴露出来，主要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这些思想，红四军军内和党内屡有激烈纷争。

当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曾努力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囿于历史条件，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相反，随着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接到《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当中的错误指示在红四军军内及党内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毛泽东在红四军军内和党内受到打击。是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改选前委的过程中，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会议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化名“杨主任”去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极大削弱了红四军的领导力量。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情况。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929年11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迎接正在养病的毛泽东。这时，中央的“九月来信”已经为红军“政治建军”指明了方向。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移师新泉，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

二、古田会议过程

时间：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

地点：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

主持：陈毅

议题：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朱德作军事报告；

陈毅传达中央批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

选举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

出席代表：

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妇女代表等120多人。

中共红四军前委选举结果：

委员11名：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

候补委员3名：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

书记：毛泽东

秘书长：黄益善

秘书：冯文彬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如期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后由红军更名为曙光小学）隆重召开。会场上悬挂的四条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和“反对机会主义”。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除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外，特别选举了一定数量的青年代表、战士代表和军事干部代表。

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我们红四军在今天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是为着克服目前本军党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再者希求各位代表应积极地来发扬我们党内的民主精神，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检讨本军党内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1]

在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批示信（即“九月来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定并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18300多字，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和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这些决议案系统地贯彻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全面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政治建军的实践经验，分析批判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错误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纠正和解决的原则、制度和办法，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使红四军完全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实现了“彻底改造”，从而为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定型、定向。如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红军“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强调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古田会议为期两天，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但会场内气氛热烈，空前和谐团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其中委员11名：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候补委员3名：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黄益善为秘书长，冯文彬为秘书。

三、古田会议意义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古田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成为建党建军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思想交锋的结果，是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开拓创新的典范。

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使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官兵的崇高追求；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明确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解决了困扰红军战士“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了红军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和各项注意的规定，为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3]这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以及最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古田会议还是民主集中制真正扎根中国的胜利。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系列原则、制度，其中对民主集中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思想和方法。例如，决议针对红四军党内过去存在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等“极端民主化”现象进行了批评，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党的各级机关“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会议总结出的这些经验，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理论和制度创新，使这个由共产国际移植过来的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和确立，以后又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推广和完善，最终成为全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4]

总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那以后，在党领导下，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古田会议奠基的我军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5]

（作者系河源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日制在读博士）

参考文献

[1]张胜友.古田会议铸军魂[J].福建党史月刊，2018(12):53—54.

[2]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Z].影印件，1930.4.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

[4]简奕.古田会议的成功经验[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3-12(8).

[5]习近平论强军兴军[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262.

作者：杨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