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总爱穿褪色蓝布衫的女人，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她姓陈，手指关节处常沾着粉笔灰，像星星碎屑嵌在皱纹里。

那时我们村小只有三间土坯房，漏雨的屋檐下摆着用砖头垫高的长凳，她每天清晨第一个到校，用搪瓷盆接住瓦缝滴下的水，再踮脚把歪斜的课桌摆正。有次暴雨冲垮了教室后墙，她带着我们搬来装化肥的塑料袋糊窗户，塑料布在风里哗啦啦响，她笑着说是大自然在给我们伴奏。

她教语文时总把课本卷成筒状，讲到激动处就用卷筒轻敲自己太阳穴。有篇课文描写火烧云，她突然扔下粉笔冲出门，回来时发梢沾着露水，从衣兜里掏出半块烧饼：快看！云彩把烧饼染红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饿着肚子跑了三里地，就为给我们找块带焦糖色的烧饼当教具。最难忘的是她批改作文的方式——不用红笔打叉，只在错字旁画个小问号，本子边缘却总粘着晒干的野花，那是她家后院种的指甲花，她说错误和鲜花都是成长的印记。

记得有个总尿裤子的男孩，她从不嫌弃，只是默默在讲台旁放个陶罐。有次男孩又尿湿了棉裤，她把自己织的毛线裤裹在孩子身上，陶罐里立刻响起哗啦啦的水声。我们哄笑起来，她却严肃地摇头：“听见了吗？这是黄河在唱歌。”后来她每天给男孩带个煮鸡蛋，直到他不再需要陶罐伴奏。还有个女孩总偷拿同学橡皮，她没当众揭穿，只是把橡皮雕成小兔子模样：“看，它想跳回你铅笔盒睡觉呢。”女孩自觉不对，遂改了这个不好的习惯。老师第二天带来了用野草莓串成的项链，那是她家篱笆上长的，酸得我们龇牙咧嘴，她照样戴在脖子上。

她改作业的煤油灯总亮到深夜，灯烟把她的脸熏得黢黑，像块被火烤过的地瓜。有次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窗纸上晃动着她的影子。她正用冻僵的手指翻作业本，嘴里含着热毛巾取暖。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得了严重的关节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敲响铁皮铃，只是走路时总扶着墙，粉笔灰簌簌落在她磨破的布鞋上。同学们凑钱给她买护膝，她转手就钉在教室漏风的窗户上，说：“这是会笑的窗花。”

毕业前春游，陈老师带我们去后山采野花。她教我们把蒲公英编成皇冠，用狗尾巴草做戒指。突然下雨，大家挤在破庙里，她变戏法似的掏出个铁皮盒，里面是晒干的橘皮和话梅核。我们嚼着酸涩的橘皮，听她讲每颗种子都能长成大树。雨停时，她蹲下身给每个孩子系鞋带，蓝布衫后背洇湿一片，像幅未完成的水墨画。后来才知道，她那天发着高烧，却把药钱换成了铁皮盒里的糖果。

最难忘的是她给辍学女孩补课的事。那女孩要照顾瘫痪的母亲，陈老师就每天放学后绕三里路去她家，在灶台边支起小木凳讲课。有次我去送作业本，看见她正用烧火棍在地上演算数学题。女孩母亲突然抽搐，她立刻蹲下身给这位母亲揉腿，转头她就对女孩说：“你看，这就像解一道人生的方程，你人生的答案就在这里。”后来女孩考上了师范，回校任教那天，陈老师把珍藏多年的红笔送给她，笔杆上还缠着当年灶台边用的草绳。

毕业那年，她送我们每人一包野花种子，说：“等你们长成大人，花儿就开了。”现在每当我看见指甲花，就会想起她发梢的粉笔灰，想起她讲火烧云时眼里的光。前年回村，听说她退休后还在扫校门口的落叶，巧合的是，她依然身着蓝布衫，被风鼓起时像面永远不会降下的旗。

作者：董国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