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雁

8月12日，在广州举办的2018年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上，余华将和那些喜欢他的读者、不喜欢他的读者，一起坐下来谈谈文学里面的人究竟是什么。在有一些场合，他也很愿意和认真批评过他的评论家一起坐下来，一位站在这个山头、一位站在那个山头，或者一位站在这个河边、一位站在那个河边，来聊一聊。

记者：在从事写作之初，对您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是谁？

余华：川端康成，卡夫卡，威廉·福克纳。

记者：您如何克服写作中遇到的障碍？

余华：我曾经谈到我写作中遇到的障碍物，第一个是如何坐下来写。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我都不知道分行怎么分，标点符号怎么点。刚开始很艰难，我坐在书桌前，逼着自己写下来，必须往下写。第二个障碍是在我作品发表之后，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写好对话。那时候，我还不能像现在这样驾驭对话，采取的办法就是，让应该是对话部分的，用叙述的方式去完成。后来，在写长篇小说时，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第三个障碍，是心理描写。这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我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里，讲了我克服的方法。

记者：请您谈谈鲁迅。

余华：我三十岁以前，很不喜欢鲁迅的作品。1996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这些是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第一篇是《狂人日记》，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我吓了一跳，鲁迅很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之后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小说离生活太近了，您怎么看？

余华：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一个法庭，文学不是原告不是被告，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也不是陪审员，而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书记员。很多年过后，人们想要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时，书记员就变得重要了。所以文学的价值不是在此刻，而是在此后。一个文学文本的后面存在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社会文本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还会有类似《第七天》这样题材的小说吗？

余华：把社会事件集中起来写，需要一个角度，在《第七天》里，这个角度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第七天》写完之后，我觉得，可以了，不要再写这样的东西了，要换换口味。创作计划现在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