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长篇小说《后土寺》

为城市零余者造像

■王春林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陈仓长篇四书包括《后土寺》《预言家》《地下三尺》《醒神》，共计100万字，是“70后”作家、诗人陈仓继八本进城系列小说集之后，以四种文学形式反映大移民时代，进城人员如何悬浮、如何安家、如何扎根、如何寻求灵魂的安妥……意在提醒我们尊重土地，尊重耕种土地的人，善待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再次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呼唤城乡文明的握手言和。

作为时代传感器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它所承担的无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就是以艺术的方式把社会变迁，以及由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忠实地记录下来。在此前系列小说创作的基础之上，陈仓历尽数年悉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后土寺》，可以被看作作家在透视表现进城农民生存际遇方面的一部“锥心”之作，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陈仓的《后土寺》带有相当明显的自传性色彩，主人公陈元与作家本人互为镜像，陈元的经历高度凝结投射了作家本人由乡村进入城市的生活体验。小说开始的时候，陈元已是上海一家报社记者，但这位故乡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现实生存处境却非常尴尬。从婚姻状态来说，他虽然已经与故乡的前妻离异，但却有一个女儿麦子必须牵挂和照顾；他谈恋爱四处碰壁，却也终于遇到了小青这样一位比较善解人意的城市女性，但他无论如何都不敢向小青坦承女儿麦子的存在。除了女儿需要牵挂与关爱之外，因为家里人的渐次离去，只剩下老父亲一个人在故乡孤苦伶仃地生活，也同样需要得到人子陈元的照顾与呵护。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身负如此沉重生活包袱的陈元在上海的处境也并不乐观，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属于他的这一份“见习”记者工作，带有明显的朝不保夕性质，只要在日常工作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沦入失业者的行列。在这里，陈仓所传达出的，既是自己对城市生活的一种真切感受，更是所有进城者一种共同的生存体验。故乡已然是一个被现代化遗忘的残败世界，城市则是他们离不开又融不进的异乡。

既然乡村世界已然凋敝与衰落，那么，进城打工也就成为了众多青壮年农民的唯一选择。很大程度上，陈元的遭遇，可以被看作这些进城农民命运遭际的缩影。但《后土寺》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看到的那些直接描写农民工故事的作品有所不同，该书的出奇制胜处在于，陈仓在描写表现陈元城市际遇的同时，更是剑走偏锋地把最主要的笔触集中到了对父亲和女儿麦子进城状况的描写上。无论是父亲的进城，还是麦子的进城，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进城打工。他们之所以会相继进城，从遥远的陕西乡下来到大城市上海，只是因为陈元身在上海的缘故。借助这一老一少来来回回的遭遇，巧妙地折射表现当下时代一种必然的城乡冲突，乃可以被视为陈仓这部《后土寺》的根本思想艺术价值所在。

父亲长期身处偏远的塔尔坪，对城市的各种现代化设施均表现出了极度的陌生和惶恐，陈仓借助父亲的进城主要表现的是城乡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但相比较而言，父亲进城感受更为真切的，恐怕却是来自于城市的精神伤害，这一点在父亲第二次进城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父亲第二次进城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当面为儿子提亲，没想到，刚到上海，一进小青家门，就遭到了小青母亲的拒绝与冷遇，尽管父亲与小青母亲的冲突中，同样潜藏着城乡之间的文明差异，但是父亲因为无端被歧视所造成的精神伤害，却毋庸置疑是一种客观事实。父亲所遭受的第二轮精神戕害，与他在上海养猪的那段特殊经历紧密相关。由于自己在单位评定职称受挫的缘故，小青把一股无名火撒在一头无辜的小猪身上，面对小青对于小猪施以的各种酷刑折磨，内心里一直把小猪视作自己生命化身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明明是城市人自己的生存出现了问题，但这问题却被毫无来由地转嫁到了小猪身上，小猪莫名其妙地成为城市人的泄愤对象，最终更是把这种伤害传递给了父亲。在城市养猪，小青养的是宠物，而父亲养的是牲口，宠物的作用是精神寄托，牲口的作用是物质满足，陈仓多少带有一点荒诞意味的情节设定，意在以小猪在城乡人眼中的不同的两种角色，来象征城乡人格的分裂，所真切透视表现出的，仍是父亲在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精神伤害。

在《后土寺》后几回，陈仓试图探求表现乡村与城市的和解之道。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第八回“回光”中，陈仓把这样一种和解的动因，归功于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在“回光返照”的巨大悲痛之中，这种和解是令人动容的，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尽管陈仓试图以一种更加理性宽容的姿态理性看待现代城市，但从文本实际来考察，除了陈元这个外乡人的自我反省之外，相关城市人的态度转变或有可疑之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把《后土寺》看作是一部自我生存经验强力支撑下的长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