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3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其中建议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同时调整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到14周岁，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相应的调整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

议案一经报道便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仅在新浪微博这一平台上，该话题讨论人数超过6.3万，阅读人数更是超过4亿人。在舆论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年龄不应该成为逃避刑责的借口，赞同此议案提出的观点，希望能加强对未成年人刑责处理，借此以遏制青少年暴力问题，尤其是杜绝类似去年底湖南12岁少年弑母等恶性事件的发生。诚然，社会上的确有少数未成年人依仗《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断挑战法律底线，但是一味降低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采取“一刀切”的措施真的正确吗？

虽然引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导火索多种多样，但是究其根源，仍然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不到位以及心理教育的提供与孩子成长需求的失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反而更应引起全社会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心理教育的思考，让各方通过努力扭转未成年人的错误性格、思想与价值观，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简单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责惩处进行亡羊补牢，以法律为刀刃的一场单方面惩处。

在舆论席卷网络，全民陷入情绪高潮的时刻，希望社会更应仔细想想当初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意，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绝不是只有修改负刑事责任年龄这一条路。父母作为子女的监护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应考虑增大对监护人的教育与失职的处罚，甚至可以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完善剥夺或转移监护权等体制机制，建立良好的家庭环境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同时，学校作为教育的重要承载场所，不应一遇到“问题”学生就采取劝退等方式逃避教育责任，更应积极推进学校教育模式的改变，在学校建立起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师队伍，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干预化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引导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发展。

此外，政府也应加强配套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建设与落实，对不具备判刑条件的未成年人，政府可考虑探索更多未成年人的救助机制建设，加强社区矫正等类型的惩处，建立起覆盖范围更广、更完善、更具有针对性和持续性的社区矫正体系，并对救助者进行社会风险评估、帮教改造、密切观察，在消除其社会危险的同时，积极帮助这类群体重塑自我，回归社会。

彭茂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