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塑造 新的青年形象
■何晶
新世纪以来,社会快速裂变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依据、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城乡差别、乡村退守、城市异变,给身处其间的中国青年以新的人生体验和微妙感受。“80后”“90后”年轻写作者们致力于描摹巨大社会现实后的“青年”形象,探索他们的心理流变、个体命运,映照当下社会的枝枝脉脉。借由《西湖》杂志2018年第7、8、11、12期四位新锐佟琦、赵挺、三三、叶杨莉的小说,可窥一豹。
事实上,文学对于“青年”的关注恒久日新,当“80后”以崭新的“青年”面貌初登文坛之时,文学就对他们隐含了一种期待——贡献新的文学形象。个性的锐气、自信的姿态、对抗的勇气,他们在时代急剧变动的褶皱中凝视自身,也打量外界。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80后”“90后”作家小说中的“青年”们,似乎一步步在后缩、退守,个性依旧存在,但姿态却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庸常中无声地抵抗,却似乎难有出路,也静默无声。
佟琦的短篇小说《长不大》,标题正是一种点题。“长不大”,更在于人物自身的一种选择,或者说无奈。“像我这么一个人,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多年,又不想当官,还喜欢文学,我怎么可能长大呢?不长大就不长大吧,反正我就这样了。”评论者狗子说佟琦的性格比较“面”(北京话柔弱懦弱的意思),“他肯定一辈子饱受‘面’之折磨,这份折磨终于在他的小说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佟琦习惯在小说中呈现无所依仗也无所在意的青年们,他们被生活簇拥着自然向前,但却有着“说不出的苦闷”。如他在小说里直陈的,“问题太复杂了……我连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知道……那时我的状态就是这样:大部分时间看不见前途,偶尔盲目乐观。但生活总是得继续下去,不是吗?”
喜欢文学、写点小说,成为了佟琦笔下青年们反抗的一种方式,唯有在做这件事时,他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这成了他们确证自己的一种方式。
无独有偶,赵挺的小说也总在写一种逃离与反抗中对自己的确证。《逃跑公路》中,“我”二十岁,本质上很无聊,只能蹲在路边看老枪偷窨井盖,“我”的理想也是“这样进一步的庸俗与无聊”。但为了改变世界,获得自由,不能溶于“此处”,必须逃跑。“逃跑”“在路上”是赵挺一贯的主题,逃跑是为了什么呢?“是追寻。追寻是什么?追寻才是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意义。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人生。”在一次次的逃跑中对抗生活,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但正如赵挺小说被人们熟知的那样,他的“逃跑”和“在路上”永远不能成功。
《青年旅馆》中的二手丰田车就是他逃跑的旅馆,他无数次想开着这辆车去远方,但不断的意外使其延宕。赵挺说自己就是写“年轻人没事瞎晃荡”,他所做的事情,所见到的人,都是虚无缥缈的,陌生的,“他和二手丰田就像在某个午后笔直地行驶在一条公路上,身边的一切都只是掠过,且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也许油开光就算结束”。二十年后的今天,时代“青年”们和生活的对抗早已不再激烈、坚定,反抗是要反抗的,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无力。在社会裂变中被挤压着的青年们,他们已然学会了新的和外界相处的方式:乏味、孤单、漫无目的,眼前的现实需要逃离,总有一个不知在何处却必然更好的“更远的远方”。这其实也折射了一个事实:青年们希望改变世界,但最终发现自己无能为力。青年们该怎么办?
“我所处的时代,一切正在被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式所重新结构,这是我丰富的空间经验所带给我的,最为笃定的判断。这里面的激变是磅礴的。他们在迁徙,而我也在一路迁徙。城市化浪潮的儿女,已经把故乡丢进了清晨七点钟拥挤的地铁里。我也在一座脚手架上攀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目睹了许多困境,自己也身处困境。”
叶杨莉的这段自陈,或许代表了很多城市新移民的感触。城市化进程,城市成为更多青年生存的最主要空间。他们可能像她在短篇小说《连枝苑》中的主人公齐小娇一样,经历着爱情的输赢进退、在大都会落脚/出局的不同体验。青年们的命运在城乡异变中再一次凸显出来,城市空间变化给予他们生命的转折、冲破现实处境的渴望,也给予了他们在其间生存的种种艰难。“城市化浪潮的儿女”们,在不同经验相似命运的个体生活下,完成着自己青年成长的过程。他们也期待,文学能够给予“青年们该怎么办”的答案。忧虑的问题是:现下的青年写作中,似乎还未有答案。
作为这个时代的“同代人”,这一代青年人面对着时代和生活的新变。文学应该塑造起新的青年形象,展现新的精神气质和生命追求,对自我、对生活、对世界有新的认识和想象。年轻写作者们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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