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人，也许都记得当年读书的寒碜，我在初中阶段曾有一个学期语文课本只有一本领袖语录。六七十年代文学书籍少，课本便看得很认真。读杨朔的登泰山看日出，未果，却在山下看到了人民公社如同看到了日出；他去蓬莱看海市，未遇，他说人民公社比海市还要美好。困惑中问老师，老师说，杨朔升化了主题，寓意着人民公社如同朝阳旭日，那是一种政治艺术化的文学书写境界。暗自琢磨，也真像这么回事。因为杨朔在结尾时写道：“其实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但若是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此文章，又是一种怎样的理解呢？到了文革后期，文学书籍就更少了，当红的作家也就数浩然几位，《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最热的几部长篇小说，那也是按照主题先行和“三突出”原则创作出来的主旋律作品，小说中政治色彩浓厚，人物形象黑白分明。后来有人质疑这种小说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窃以为，任何文学和时代之间都有一条割不断的脐带，它只属于那个特定年代，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受时代的束缚，它任凭时空穿越，何时品读，都能在思想上引发共鸣！由此想来，无论是什么文体，什么主题，只要文字好，有思想寓意，总是好的文学作品，无须把文体分为实用和审美，政治和艺术。李密的《陈情表》说到底是一张请假条，说得具体些也不过是一份详述原委请求准假的书面报告。而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充其量相当于当今一份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而苏东坡在惠州写下的《求婚启》无非是一篇征婚广告词，虽然抒写对象平凡，题材并不宏大，但他们写得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便成了千古佳作。就《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言，虽然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但仍然是用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一个特定时代，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不小，滋养也不少。由此说来，什么体裁并不重要，什么主题也不重要，正如文学前辈所说：“只要写得好，写封情书也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