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五岁时，跟着父亲到合作社买东西，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逛商店。

大队的农房比较分散，道路都是羊肠小道。我家去合作社要过木桥爬山坳，生产队里没有小孩敢独自前往。全大队只有一个商店，小孩想零吃，只能等待父母赶集或去合作社买回来。生产队偶尔也会有卖杂货的来，货郎鼓一响，孩子们就会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鸭毛、鸡胗衣、破凉鞋、牙膏壳等拿来换糖吃。没有“屯货”的孩子也围着杂货箱观看，有的小孩实在忍不住糖香的诱惑，就回家偷偷把牙膏挤掉，拿牙膏壳换糖吃。

我跟父亲来到合作社，心情那个激动啊。进去合作社，只见一条又高又黑的木柜台横放正墙前面，一个肥肥胖胖的大伯站在柜台里面。合作社里人不多，父亲给我买了两个糖，然后买了些咸鱼、鼓油、盐什么的。父亲买什么，“肥伯”就从柜台里面把东西拿出来。柜台太高，我看不见里面的东西，踮起脚也一点都看不见。但我感觉到柜台里面有很多物品，而且比杂货箱里的物品丰富得多，糖呀，饼呀，好吃的应该很多很多。我想叫父亲抱我看看，可父亲肩上挎着布袋手里拿着瓶子，就没开口了。心想，要是我父亲在里面工作那该多好啊。

读小学后，学校跟合作社相隔不到一百米，我课间有事没事就去合作社转悠。合作社好像经过改造了，比原来宽敞亮堂，有三个柜台与墙平行构成半包围，柜台里面靠墙的货架上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正面的柜台是玻璃柜，里面分层次分区域摆放着文具、图书、玩具、日用品、针织品等；左边是宽大光滑的木质柜台，上面放着尺和剪刀，后面的货架摆着各种花色布匹，那柜台是专门裁剪布料的；右边的柜台较矮，各式各样的陶瓷罐摆成一行，罐上粘着纸，写着鼓油、鱼露、五加皮酒、米酒、蔗渣酒、煤油及价格，最边盐池；地上还摆放着几个竹框，里面装着咸鱼、菜干等。“肥伯”也不见了，换成两个年轻女人，她们的皮肤白白的，衣服总是那么干净整洁，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毫不零乱。

柜台上每隔几米就放着一个算盘，黑黑的算盘珠子光滑剔亮。有人来买东西，售货员就用算盘结账，哪怕只买一件商品，只要需找钱，售货员都会在算盘上拨弄几下。每当逢年过节时，到合作社购买商品的人就多了，而且买的东西品种多样，有的一次就买二十多种，从布料到食品，从餐具到饮品。只见售货员左手清点商品，右手拨动算盘珠，片刻就计算出总额。想想自己做数学作业时数手指和算脚趾，对售货员真是心悦诚服。每当说起售货员打算盘的事，我上屋的仕伯总是说：“要是没点真本事，怎能走进合作社的柜台里。”

合作社里平时客人不多，大都是买了东西就走。有时也会有几个社员来到合作社，将木櫈搬到柜台前，每人打上一杯酒，再买几个酥糖硬饼，边喝边说一半天。此时，柜台俨然成了酒吧的吧台，他们在那里诉心里的酸苦，谈生产队的农事，还会讲一些虚无飘渺的故事。

全大队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莫过于合作社的售货员了，比大队的支书还令人羡慕。我羡慕售货员，羡慕她们在算盘上犹如弹钢琴，羡慕她们掌控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羡慕她们农民脸上没有的神气。

我读二年级时问仕伯：“是不是珠算熟练了就可以去合作社的柜台里工作了？”

“没那么简单的。”仕伯一脸正经对我说，“要想进柜台工作，如果你家是居民（非农业户口），那就相当容易了，中学毕业后政府就可安排你在供销社工作。”仕伯点燃一根烟继续说：“像我们农民只有三条途径：一是去参军，在部队表现好立个功兴许能安排你在合作社工作。二是去参加政治运动，以前很多参加‘三反五反’‘斗批改’‘路教’等运动的人都没回生产队劳动了。三是读大学，如果你成份好表现好上面又有人，推荐你去读大学，毕业后想去合作社工作那就小事一桩了。”

我虽没完全听懂仕伯讲的意思，但我知道去合作社工作是一件非常艰难而且复杂的事。那条柜台仿佛是一座天然屏障，将农民远隔在千里之外。

我参加工作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供销社也进行了改革，全部门市被人承包。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柜台里的工作成了大众化职业。

不知什么时候起，超市兴起，网购盛行，柜台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化。

作者：龚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