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我记得是在2018年四川省作协举行“名家看九寨沟”笔会期间，阿来发言说：“汶川大地震10年过去了，面对车载斗量的“地震文学”，我们可能记不住任何一篇。原因很复杂，更多的原因，恐怕在于我们的作家没有面对灾难的能力，不具备直面灾难的洞察勇气。”我当时就推测，他多半在悄悄写作这一题材……

我拿到《云中记》读完后，在采访阿来时他承认：“汶川大地震几天后我开车绕道进入汶川，参加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我的汽车引擎盖上，有一个被飞石击穿的洞，我至今没有修理更换。这个洞就像一只眼睛，一直在默默注视我。2018年5月12日下午，我听到了警报声，那时我才决定，要动笔写汶川大地震，而且当天下午就开笔……”

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多重效应，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梳理。很多问题困扰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一旦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很多时候人们看别的文化当中观察别的文化当中的人，他们对于生命，对于死亡，不管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好像他们总是能在苦难悲伤当中发现另外一种东西，生命中最高贵的那些东西。他们对悲伤之外东西的了解给自己构成一个灵魂跟心灵的洗礼。人们没有参透众多死亡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他们的血，他们的累，对于人们灵魂的洗礼，对人们心灵的净化。如果他们的死没有启迪我们更好领略活着的这些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知，生命价值的认知，那他们可能死就是白死。但如果我们有所领悟，我们的领悟可以使他们的死亡发生意义……

阿来也许比很多人感到的困惑更多。他坦言：“因为就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摄影家高屯子的几组照片，我看到了一个老人的背影，因为必须离开家园而迁居，我有莫名的感伤。我想，把自己的描述的空间，放在一个地震波及强烈的高山村寨，所以就定名为《云中村志》，后来在编辑建议下，才改为《云中记》。因为这个事情，我形成的生活作息习惯就被迫调整了，每天早晨6点动笔，写到9点左右，约三千字的样子。平时每天快走五六公里的计划，只好改到晚上去完成。我写了四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个长篇。”

我认为，汶川大地震之后，经过了时光考验、值得时代铭记的文学作品，一是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一是阿来的《云中记》。

阿来历来提倡，作家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读者需要向往有难度的阅读。《云中记》的文体明显比《尘埃落定》更为收敛，更为节制，但更有力量，有鹰翅一般硬语盘空的大力。

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布朗肖曾提出灾难的书写理论，认为灾难既已经发生了，但未必是大难，而是自然巨力对于制式生活、训令的一次破除，是一次巨力对山河的重塑。灾难范畴内的时间，不再是外部平常的时间；灾难范畴内的空间，也不再是外部平常的空间。因为在灾难的底部与上部，一定还藏匿着迄今为止未曾展露的命运与诡异。

小说的叙述几乎没有显露作者的声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个人在活动。仁钦的故事归属于阿巴，而阿巴也与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与土地、魂灵融为一体。阿来的叙事是从哲理和精神的层面上来关怀死者，把纪念转化为对死亡经验的独特体验，这就有阿巴这个最后的祭司对于死者灵魂的祭祀。他才是灵魂的二传手。阿来处理死亡的经验显得比较坦然，因为藏民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是一致性的。汉民族当然也是非常重视处理死亡经验，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我们可能永远也不懂得死亡，这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本体思考完全不同。在《云中记》里，通过阿巴这样一个孤独的灵魂来独自面对云中村的死者的灵魂，表达了他所承载的乡亲们的哀悼，也是阿巴个人精神的通灵。在那种敬畏的、信奉的、祈祷的通灵氛围中，阿巴的形象树木一样屹立。他显然远非一个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是乡村最后的守护神，他既是献祭者，他更是精神性的代言者。

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确需要美好的念想。《云中记》写出了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更为峭拔的意义，在于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凸显了人性的温暖和闪光。

《云中记》在赋予阿巴众多使命之外，穿插了有很多对藏地风俗的描绘，比如阿巴买马的诸多生活场景与细节，这完全建立在阿来多年的藏区生活的观察与熟悉，赋予了另一种开光的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