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上塔村在五兴龙苏区中的历史贡献
■杨党校
今年,是五(华)兴(宁)龙(川)苏区创立90周年。五兴龙苏区全称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在中央苏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龙川上塔村作为五兴龙苏区的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根据地,对五兴龙苏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和牺牲。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五兴龙苏区的由来。
五兴龙苏区的创立及意义
1929年1月,为配合毛泽东、朱德率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分兵闽粤赣边扩展,建立革命根据地,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于是年初至2月间,在中共龙川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叶卓、中共兴宁县委委员罗屏汉等陪同下,多次勘察龙川大塘肚,兴宁的二架笔、双头山等地的地形,并最终确定以大塘肚为五兴龙三县革命中心根据地。3月初,在刘琴西的具体指导下,五华、兴宁、龙川三县工农代表大会在大塘肚长塘面召开,出席大会代表80余人。大会通过成立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分别建立赤(岗)龙(母)铁(场)区、龙(县城)老(隆)鹤(市)区、岗(罗岗)马(石马)坪(大坪)区、罗(罗浮)黄(陂)区等四个联区政府及其中共区委。五兴龙苏区的创立,其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五兴龙苏区的成立是三县党组织践行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具体表现。五兴龙苏区地处粤东北的五华、兴宁、龙川三县交界地,又毗邻江西中央苏区。《东江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五兴龙苏区)》中提到:“这里是东江革命根据地,是重要的战略要地。”
第二,五兴龙苏区有效地牵制了广东军阀北上夹击中央红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为了牵制“南天王”陈济棠兵力北上配合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五兴龙苏区恢复和健全原有的区乡政权组织,在苏区一带开展打土豪、剪电线、散发传单标语等活动,烧毁通往中央苏区腹地的渔子渡、三多齐、合水等多座大桥,扰乱敌人部署。
第三,五兴龙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外围屏障,对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卫苏维埃红色革命政权,五兴龙苏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先后组建了五兴龙游击队、东江红军独立营、东江游击队、寻乌独立团等地方红军武装,使之成为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此外,五兴龙苏区还建立了完善的红色地下交通网,为中央苏区提供后勤物资援助。据统计,整个五兴龙辖区地下交通站有五六十个,纵横100多公里,把分割的根据地、游击区与中央苏区联结起来,这对快速传递情报、打击敌人、巩固与发展中央苏区有着重要作用。
革命战争老区村红色上塔
上塔村,位于广东龙川之东北部,地处龙川、兴宁两县结合部,距五兴龙苏区中心据点大塘肚约十公里。上塔村现隶属于田心镇,东邻柳洞村,西接祠堂角,南靠长坑村,四面山林环绕,景色宜人。截至2017年,上塔村有250户、人口1400多人,有耕地面积700余亩、山林面积3114亩。
上塔村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上塔村地势险要,山高树密,便于隐蔽,加上群众基础好,是开展革命活动的好地方。据龙川县老革命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在1992年11月20日《关于田心镇上扬管理区上塔村大革命时期革命斗争史实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塔村“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中,在五兴龙县委和赤铁龙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该村建立了农会协会、赤卫队组织、党组织和村苏维埃政府,坚持革命斗争从未停止,是大塘肚革命根据地之一。”该调查报告中记载了有20多位上塔村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革命组织。上塔村党小组长黄月兰、农协会负责人之一黄海洋(下新屋人)、赤铁龙区委通讯员黄亚強这三位在《龙川英烈》一书中有名字记载。五兴龙县委和赤铁龙区委负责人曹进洪、罗义妹、郑强、钟庚招、骆达才(骆芹香)、陈朝灿(陈洪光),陂下支部书记张权等人曾多次不定期在下新屋围龙楼角间召开过秘密会议。
1994年,经河源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确认上塔村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老区村,系实至名归。
上塔村在五兴龙苏区时革命斗争史实
五兴龙苏区时期上塔村革命斗争的史实,是上塔村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老区村的历史见证。在五兴龙苏区时,上塔村主要在村苏维埃政府建设、村赤卫队游击战和反国民党“进剿”斗争三方面,对苏区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和牺牲。
首先,上塔村苏维埃政府是在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下成立的,并在田心乡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和减租减息的斗争。1929年3月,五兴龙苏区在龙川成立后,龙母区委书记、田心人骆达才坚决执行五兴龙县临委巩固和发展苏区的指示,在老家祠堂角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田心乡苏维埃政府,选举骆白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4月,骆白三和郑强、钟庚招夫妇到辖区上塔村指导工作,在上村围角头召集村赤卫队和村农会骨干举行会议,成立了上塔村苏维埃政府,选举黄月兰为主席,黄茶泡古为副主席,黄海洋、黄立坤、黄水松等为委员。在上塔村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上塔各农户联合起来进行抗租、赶走豪绅收租等斗争活动。在斗争过程中,上塔村苏维埃政府没收豪绅租谷二十多担,除交给相关游击队十担外,其余留作接济游击队食宿之用。此外,村苏维埃政府还收缴了豪户、乡丁枪支若干以支援苏区军事建设。
其次,上塔村赤卫队自建立后,配合东江游击队、五兴龙游击队等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早在1927年4月,上塔村便成立了赤卫队,队长为黄茶泡古,副队长为黄水松。在陂下党支部和赤龙铁城区委领导下,上塔村赤卫队至1932年发展到二十多人,队员有黄亚新、黄国汉、黄亚强、黄立坤、黄海洋、黄月兰、黄运发、黄帝佑、黄运太、黄桂华、黄火姐、黄干汪、黄观石、黄庚生等人,他们积极配合相关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向豪绅筹集枪支和经费支援苏区革命。如1932年冬,村赤卫队黄亚新、黄国汉、黄立坤等人在东江游击队古汉中等人的率领下,赴龙母小学(由在校学生黄振雄带路)抓捕反动豪绅胡铭泉,当场烧毁契纸,缴获银元三百支援苏区。又如1933年冬,村赤卫队员黄立坤带路,黄水松、黄亚新、黄国汉等参加了五兴龙游击队曹进兴、黄赤古、陈红光等领导的烧毁铁场罗坳公路大桥和龙母何田公路大桥的破敌交通行动,从而有效地牵制了广东军阀陈济棠运兵北上配合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部署。
再次,上塔村人民遭受国民党反动力量多次“进剿”,为革命牺牲较大。据载,1933年冬至1934年4月,国民党龙母警察局巫春权和驻东坑村警卫队“疤头”连长率一连人接连三次“进剿”上塔村,一方面造成物质损失严重,其中被烧房屋一座五间,被抢耕牛四头、生猪十七头,还有许多粮食、财物遭洗劫一空。另一方面,“进剿”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村赤卫队员黄亚新、黄月兰“进剿”时被抓捕,黄亚新在1934年4月17日被抓时受枪伤三处还被送到国民党河沆八师判了十年刑罚,刑满出狱后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黄月兰则被押送到国民党兴宁县受审,受尽刑罚致死。其他赤卫队员因甲长“通风报信”才幸免于难,但黄干汪后来还是被“疤头”连长逮捕并毒打成精神病。
总之,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以革命的名义》中列宁有一句名言:“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于上塔村而言,任岁月荏苒,祖辈们的红色历史红色印迹,须臾不可以忘记。事实上,先辈们留下的红色精神与革命历史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新时代人们的一笔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完全可以成为当下实现“乡村振兴”共有精神家园的一种宝贵资源。总言之,红色记忆,乡村之务,振兴之需。
(作者系河源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日制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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