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兆妮

近日，一位古之圣贤，时时浮现脑海，挥之不去且敬佩之心充溢胸膛。此人名曰张仲景，张仲景何许人？炎黄子孙皆知之，乃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距离我们一千八百多年，我既非张氏后人，又非医务人员，想起他，可能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然而，新冠肺炎，一场全球性的人间疫情，让我自然而然想起了“医圣”张仲景。

想起张仲景，首先是因为他的传世著作《伤寒杂病论》。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食。张仲景心怀悲悯，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的诊治，立志制服瘟神。他行医游历各地，将自己多年对伤寒论的研究付诸实践，并含辛茹苦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之作。著作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广泛运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这部著作，确立了中医临床的辨证论治基础原则，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在我国的医学上享有至高的地位。清代医家张志聪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伤寒杂病论》者，不可以为医。”此巨作，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果单单是著作，张仲景所作的贡献也许会冰冷些。他不辞劳苦上山采药、发自心底对百姓的怜悯，专心为百姓治病的善行，让他的德行更有温度，即使隔着千万年，也能体会到他灵魂的鲜活，“立德”和“仁爱”，向来是中华医者的灵魂，这是我想起他的另一个原因。

张仲景无意为官，但博学多才、孝顺父母且行为清廉的他，依然被推选为“孝廉”，进入官场。为官后，他依然保持着医者对生命的护佑，想尽一切办法，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社会，为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为了给百姓看病，他想了一个办法，每月逢初一、十五，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老百姓进来，他端坐大堂，挨个仔细为百姓诊治，成为华夏民族的第一位“坐堂大夫”。在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有一种责任叫“敬佑生命”，有一种胸怀叫“含仁怀义”。

人类，有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深入骨髓。张仲景的仁心仁术，通过“坐堂大夫”，通过《伤寒杂病论》，像一颗永不停止的心脏，联动着中华医者的脉搏。

历史一直向前，沧海也许变桑田，血液中流淌的某些东西却是恒古不变。庚子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肆虐荆楚，并有蔓延之态，中华民族面临一次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当人们纷纷远离的时候，一位年事已高的医者，坐上了高铁，直奔武汉，逆行的姿势，笃诚而坚定，成为一位让中国徒生力量的“坐堂大夫”。

医者仁心和民族精神一直被沿袭，一批批医护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大江南北朝着英雄的城市出发，当他们来到本该喜庆热闹的街头，却看到寂静的街道空旷无人，来往的只有疾驰的救护车，他们很清楚，自己上了“战场”，之前的担心害怕被勇敢无畏代替，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这些无畏的勇士，投入到谁也无法预料结局的战斗之中，他们不仅需要收治大量的患者，而且需要不断地调整药方。通过实践，他们很快发现，中西医结合能较快地改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年逾古稀的张伯礼院士，以科学报国的精神，挺身而出，在阻击疫情的关键时刻，诠释了中医药科学家救死护伤的仁心大爱，让中医这块老祖宗给中华民族留下的瑰宝，在新冠肺炎中，发挥着它的优势。

有些惶恐的患者，或对抗生素的错误认识，或对中药疗效的怀疑，抗拒中医疗法。医疗队员们耐心讲解并进行心理疏导，在使用中医治疗的过程中，不断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调整药方。当患者治愈出院，热泪盈眶，给这些“坐诊大夫”深深鞠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医学，不是简单的科学，而是有着温度、需要‘共情’的人学。”“医者仁心，面对疾病，我们应该拿出爱心，去关爱患者，去缓解患者情绪，填补医学技术做不到的事。”一位中医院士如是说。

钟南山院士和千千万万的“坐堂大夫”“白衣天使”，用深仁厚泽和无畏无惧，为中华医者的“大医精诚”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在庚子大疫初战告捷之后，想起“医圣”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也想起了钟南山、张伯礼院士，想起千万个援助湖北的医护工作者。一为中医的博大精深而骄傲，二为中华医者的妙手仁心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