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才阳

稻谷收了，木茨与番薯也挖了，是放冬牛的时候了，这样的日子却不见了。

在我的记忆里，门前熟透后的柿子如点着的灯笼挂在树梢，零星还留有几片叶子。溪边的冬瓜已迈入暮年，但寒冷的冬天没有到来，它还想绿一把，美一回。

我从学校回来，搬出一张竹椅子坐在低矮瓦屋的门坪上，一轮明月悬在柿子树的上空。远处偶尔传来犬吠声，蛐蛐在附近的草丛里歌唱，只是猪圈里的猪“爱、爱”地叫饿，叫得让人心烦与心痛，它还等着我母亲喂它。

“阿阳，你上午不用去学校，和我一起把黄沙坑的冬瓜一起担回来吧！”第二天母亲就吩咐我道。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的希望在田野上，他们始终怀着早稻望晚稻，晚稻望明年的念头。那时的土地寸土寸金。为了充分利用土地，人们田埂种豆，田角种瓜。母亲是非常有经验的种地人，种瓜都是选择在溪边，瓜根要吸收得到溪水，苗又可以蔓延到山坡上。种瓜时，常听母亲说：“正月种瓜满园瓜，二月种瓜满园花。瓜苗不肥，休想瓜大。”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出了家门，我与母亲一起来到了黄沙坑。

我跳过小溪，来到一处铺满瓜苗的山坡上，那里满坪冬瓜。找了许久打算回去了，我又发现草丛里还藏着一个大冬瓜。

“妈，这里还有一个大冬瓜呢！”母亲为草丛里的冬瓜而惊喜，同时又觉得委屈：“开春时我还把这里割得光光的，现在又长满草了。”

我挑着又老又大的冬瓜走在田埂上，想到草丛里的冬瓜，它从含苞欲放到鲜艳无比，再到瓜熟蒂落，无论别人发现与否，都以自己的方式成长着美丽着。这不正像那些默默无闻，顽强生活的我们吗？

下午三四点钟，我坐梅隆铁路的火车去我就读的学校——铁场中学。

上世纪80年代乡村小镇的农产品与手工艺品贸易是前所未有的，都是三天一街日，每到街日，各村的乡亲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牛、羊、猪、鸡、鸭、兔、稻谷、番薯、瓜果、薯苗、米糠……在这自由市场里都可以自由买卖。

梅隆铁路烧煤的蒸汽火车每天在轰鸣着。那天母亲挑了一担我同去摘回来的冬瓜去卖，顺便煮了几个鸡蛋还带一口杯的肉要送给我，怕我读书不够营养。在紧张忙碌中，母亲终于来到河坑火车站，等待着小型火车的到来，火车一到，母亲立马忙碌起来，匆忙地把瓜抬到盛有煤炭的车上，然后坐在乌黑的车厢里。火车途经谷前站就到铁场站，火车刚一停下，母亲又是一阵忙碌。

母亲走在赶集队伍里，她八十多斤重的身躯挑着一百多斤的冬瓜在匆匆地往前迈步，她忘却了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只想早点赶到市场好把冬瓜卖掉。

“一百二？你那么瘦小单薄，能挑一百二十斤？”买主是饭堂老板，称了又称，还借别的称来确认，确实是一百二十斤。

铁场中学就在火车站出口的附近，母亲卖完瓜后就到学校来找我，好给我食物。那时，我的虚伪心在膨胀，怕母亲到学校来找我，觉得母亲从乡下来，面子上有些不光彩。但母亲担忧在校吃不好，饿着，总是要送吃的给我。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在校门口等了我多久，下课时，母亲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愕然！我低着头，伸手接过母亲送来的食物。母亲总是陪着我回宿舍去，告诉我口杯里有肉，还温热的，抓紧吃吧！

母亲的到来，我连白开水都没有送给她喝一口，她就匆匆地离开学校，一定又是饿着走路回去。

我走出社会，像蛇一样曲折地爬行，历经生活的艰辛，才慢慢地荡去我那苍白的虚伪心，倍感母亲的含辛茹苦。

当我仰起头走自己的路时，才知道母亲是那么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