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三言”问世之后，凌濛初的“二拍”紧接着闪亮登场。“二拍”是《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白话小说集的合称。从体例上也可以看出，“三言”与“二拍”风格大同小异，而且每部作品都是40卷，确实堪称同一个系列。当然，相比于“三言”的收集整理，“二拍”更侧重于原创性。所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权页，“三言”是“编”，“二拍”是“著”。

凌濛初在创作上走的是通俗文学的路子。以《拍案惊奇》为例，该书面向大众，笔墨涉及三教九流，以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为主。有别于“庙堂”上的俯瞰，作者更多的是从平民视角看人性，说人情，品人生。

小说是一种记叙性的文体，一般是不主张作者大段议论、直接表达观点的。但《拍案惊奇》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动辄跳出来评论一番。这些评论虽然未必有多深刻，但不仅表明了作者的立场，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民间的态度。

职业标签历来存在，古代尤其突出。对社会上的各个群体，作者以平视的方式，直白表露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比如第八卷《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开头便是对强盗的议论。作者说：“天下哪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一番话直抒胸臆，批判现实，可谓颇有见地，这完全是站在百姓的立场来看问题。相比于强盗，对于“拐子”（人贩子），作者就没那么客气了。在第十六卷《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开头就说道：“话说世间最可恶的是拐子。世人但说是盗贼，便十分防备他。不知那拐子，便与他同行同止也识不出，弄喧捣鬼，没形没影的做将出来，神仙也猜他不到，倒在怀里信他。直到事后晓得，已此追之不及了。这却不是出跳的贼精，隐然的强盗？”

对人如此，对事亦然。世相百态在《拍案惊奇》诸多篇幅中徐徐展开，作者不甘于客观记录，同时要做一名“判官”，努力形成“舆论导向”。比如，对于势利现象，作者时不时要亮出自己的观点。第二十卷《李克让竟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开头这样评说“世人情态”：“世间人周急者少，继富者多。”“比如一边有财有势，那趋财慕势的多只向一边去，这便是俗语叫做‘一帆风’，又叫做‘鹁鸽子旺边飞’。”在作者这些貌似无奈的唠叨中，当时社会风气可见一斑。第二十二卷《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开头说道：“如今人一有了时势，便自道是万年不拔之基；旁边看的人，也是一样见识。岂知转眼之间，灰飞烟灭。泰山化作冰山，极是不难的事。”

作者描绘人性，少不了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凌濛初虽然出身官宦人家，思想认识却与当时的市民群体比较一致。所以，他们所批判的与所欣赏的，与传统士大夫的“三观”也许有所区别。这些故事，可以管窥市民小说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们讨厌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行径，而不回避物欲情欲需求上的普通人性。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某些方面甚至显得有几分“前卫”。

以今人的文学创作标准衡量，《拍案惊奇》几乎谈不上什么“手法”“技巧”。但在那个年代，作者能从平民的视角打量社会，检视人性，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潮与风貌提供若干佐证，显然是小说史上的一个进步。这些散见于各篇的议论，相当于今人所说的“杂文笔法”，虽然与现代小说的风格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品当时的教化功能。毕竟，那个时代的市井受众，也许更习惯以这种方式听故事、明道理。

作者：李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