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做梦，我又回到了那个早被拆掉的老码头。我对外婆说，江风不解离愁，才吹得动那么多愁。外婆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江水漾开的波纹。她抬手，指了指江心：“你看，九重皮树开花了。”我顺着她的指尖望过去，江面上只有月光，像一匹铺开的白练，哪里有什么花。原来有些东西，从来只开在看得懂的人眼里。

出老车站往北，拐过三个巷口，就撞见那座茶亭了。

四根青砖柱支起黑瓦顶，瓦缝里的狗尾巴草青了又黄。北墙半截齐腰，墙面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淡得只剩点影子。这是槎城最老的茶亭，老得连这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清它立了多少个年头。

天刚蒙蒙亮，钟伯就挑着茶担来了。两只枣木桶，桶盖蒙着蓝布，布角绣的“福”字被岁月磨得脱了线。茶是山野茶籽熬的，入口涩，咽下去却有股清冽的香。竹瓢舀起琥珀色的茶汤，手腕轻轻一转，茶汤便划着漂亮的弧线落进粗瓷碗。“咚”的一声闷响，像春雨砸在芭蕉叶上，听得人心头熨帖。

晨光漫过学宫墙头时，正好淌进茶亭的第三只碗里。赶早市的菜农扛着空担子进来，端起碗仰头咕咚咕咚喝干，摸出几枚硬币丢进铁皮罐。“叮当”——那罐子原是冠生园的饼干盒，如今只剩半个“冠”字还看得清。

上午九点，是茶亭最热闹的辰光。卖完菜的阿婆们坐在石凳上，从布兜里摸出炒花生、番薯干，你推我让。家长里短顺着茶香飘出来：昨夜的电视剧情，孙子的考试分数，街口猪肉摊的肥瘦。笑声混着茶汤的热气，袅袅地缠在青砖柱上。山歌婆来了兴致，亮开嗓子唱：“入山看见藤缠树啊……”声音沙沙的，像风穿过老竹梢，带着点岁月的糙。

我小时候最爱蹲在柱脚看蚂蚁。茶亭的蚂蚁格外壮实，围着掉落的花生米粒，你拖我拽，忙得脚不沾地。一看就是一上午，直到腿麻了，才踮着脚尖跺脚，惊得蚂蚁四下散开，又慢慢聚回来。

日头爬到头顶，茶亭便静下来。青石板被晒得发烫，知了在旁边的苦楝树上扯着嗓子喊。钟伯把粗瓷碗收起来，拎到后井去洗。那口古井的井绳上，磨出了七道深深的沟。打上来的水，冬暖夏凉，洗过的碗倒扣在竹匾里，碗底朝天，像开了一地素净的白莲花。

1998年的夏天热得邪乎，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黏糊糊的。有个骑单车的外地人，一头栽倒在茶亭边，是中暑了。钟伯赶紧扶他坐下，灌凉茶，用井水浸了毛巾敷他额头。那人缓过神来，摸出钱要给，钟伯摆摆手，嗓门洪亮：“一碗茶，算个啥。”那人问茶亭叫啥名，钟伯咧嘴笑：“茶亭就是茶亭。”

其实茶亭是有过名字的。县志里记着，叫“惠风亭”，是早年商会捐钱盖的。1958年改成“工农茶亭”，再后来，名字就慢慢淡了，人人都只叫它茶亭。名字换了一茬又一茬，喝茶的人也走了一波又一波。只有青砖还是当年的青砖，古井还是那口古井，茶还是山野茶籽熬的茶——喝惯了这口涩，别的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后来我外出读书，每年回槎城，头一件事就是往茶亭跑。青石板被磨得愈发光滑，青砖柱上的白灰又剥落了些。钟伯老了，舀茶时手腕微微发颤，可茶汤落进碗里的弧线，还是当年的模样。

茶亭里的新面孔渐渐多了。送外卖的小哥蹬着车匆匆停住，灌一碗茶就走；穿汉服的姑娘举着手机，对着粗瓷碗拍照；游客打听去龟峰塔的路，钟伯就用带着客家腔的普通话，细细指点：“直走，过两个红绿灯，再右转……”

去年端午回来，茶亭外头搭起了脚手架，工人正忙着灌水泥柱。旁边立了块花岗岩碑，刻着“槎城古茶亭”，碑后头还贴了个二维码。

今年清明再去，茶亭已经修好了。青砖柱被裹上水泥，刷了崭新的白灰，地面铺了平整的新砖，黑瓦也换成了亮闪闪的琉璃瓦。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喝茶，茶还是山野茶籽熬的，碗还是粗瓷碗，可一些老茶客咂咂嘴，都说味道不对了。“没那股气了。”什么气？或许是青石板浸了几十年茶汤的温润气，是砖缝里苔藓的潮湿气，是日头年年月月晒出来的熟稔气。

我端起一碗茶。茶汤还是琥珀色，碗底沉着细碎的茶渣。喝一口，涩味依旧，涩过之后，回甘漫上舌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个上午，我蹲在柱脚看蚂蚁搬食，钟伯靠在柱子上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那时亭外的苦楝树正开花，淡紫色的小花簌簌落进碗里，喝的时候嚼到花瓣，微苦里裹着说不清的香。

苦楝树早被砍了，原地盖起了七层小楼。可茶还在，亭还在，井还在。我喝完茶摸出手机，才发现茶亭里没有收款码。那个铁皮饼干盒静静立在石板上，里面几枚硬币，蒙着薄薄的灰，黯黯地闪着光。

我摸出一枚旧硬币，边缘被磨得圆圆的。轻轻丢进罐里，“叮当”——那声响在修葺一新的茶亭里荡开，格外清亮，又格外寂寞。声音转了几个圈，慢慢钻进新刷的白灰里，融进春天午后的风里。

走出茶亭时回头望，四根柱子照旧撑着一方天。天空很蓝，云慢悠悠地飘。忽然觉得，茶亭本就不需要名字。它就像槎城时光里的一个逗号，让赶路的人歇一歇脚，喝一碗茶，喘口气，再接着往前走。

作者：周炳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