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日头亮堂堂的，顺着玻璃门钻进来，把货架上那几箱没拆封的饼干晒得暖乎乎的。我踮着脚搬芝士夹心饼干，一箱箱往高处货架塞。

门口突然传来一声：“阿妹，海盐饼干到了没有？”

我转头，看见小区的罗阿姐已经站在门口。她拎着菜篮子，几根葱叶从篮子缝里探出来，绿油油的。罗阿姐是老主顾了，常买完菜顺路进来看看。在她眼里，我虽是个守铺子的小老板，却更像是邻家妹子，没事总爱和我唠几句。

见我在搬零食，她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过来，笑道：“阿妹，这么早就在忙？”这声“阿妹”脆生生的，热乎得像刚出锅的萝卜粄，烟火气直往鼻子里钻；这声“阿妹”，像是有根看不见的线，扯开我记忆的闸门。

小时候，奶奶也是这样叫我“阿妹”。老家天井里的日头，也是这样暖暖和和的，灶头柴火刚点燃，空气里就弥漫着一股松烟味儿，呛得人鼻子痒痒的。有一回，奶奶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把刚蒸好的糕粄切成块。我在禾堂上追大黄狗，奶奶笑眯眯大声喊：“阿妹，慢点儿跑！过来吃块热糕粄！”这两个字灵得很，像奶奶唤鸡入笼的哨音，哨音一落，我就收了脚朝她奔去。

那时我不懂，以为“阿妹”就是个名儿，后来才明白，这不仅是个称呼，更是一个被捧在手心里怕化了的位置。奶奶的“阿妹”，是早上帮我梳头的木梳，齿子有点钝但梳得很轻；是吊篮里偷偷藏的熟鸡蛋，带着她手心的温度；是我跑远了回头看，总能看见她站在门口的影子。

奶奶走了好多年，老屋的炊烟早散了。我守着这家小零食铺，在城里过日子。原以为“阿妹”那一份暖早就跟着奶奶走远了，没想到，它藏在这市井的晨光里，被罗阿姐这样的街坊捡起来，又递给我。

在河源这座小城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就是一声“阿妹”那么近。要是有个陌生的长辈笑着喊你“阿妹”，这冷冰冰的水泥楼好像都软和下来。不用血缘，就靠这两个字，客家人的热乎劲儿就出来了。像一杯温热的娘酒，把陌生人之间那点隔阂都化了。送货的大叔也好，晨练的阿婆也罢，喊一声“阿妹”，就是把你当自家孩子疼呢！有尊重，更有实打实的关心。

罗阿姐挑了几包苏打饼干，走的时候回头说：“阿妹，上午太阳要晒过来了，记得把门口帘子放下来啊！”我笑着答应，看着她拎着菜篮子汇进早市的人群里，葱叶还在晃。

中午回家吃饭，推开门，那份属于家的、更柔软的暖意便扑面而来。

儿子听见动静，从屋里“哒哒哒”地跑出来。刚睡醒午觉没多久，头发还翘着几撮，像只毛茸茸的小雀。他手里没拿玩具，倒是紧紧攥着半块威化饼干，嘴角、衣襟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饼干屑，一头扑进我怀里。

我自然地蹲下身，搂住他暖烘烘的小身子，用指腹轻轻擦去他嘴角的渣子，又拍了拍他的后背：“阿妹，慢点儿吃，别噎着。走，妈妈带你喝水去。”

在我们客家人的心里，“阿妹”这两个字，是一声奇妙的呼唤。它无关性别，不分男女。在大人的眼里，儿子也好，女儿也罢，只要是心尖尖上的那块肉，便是她的“阿妹”。看着儿子被饼干糊成小花猫似的脸，满是依赖和快乐，我感叹道：原来爱是一个圆。

一声“阿妹”，从老屋斑驳的门槛，传到了我这间小小的、亮着灯的家；从奶奶那布满岁月纹路的、慈爱的嘴角，传到了我的唇边。它像一颗被时光精心保存的种子，一旦落入生活的土壤，便不管不顾地生根、发芽，开出一朵又一朵暖乎乎的花来。

窗外的天光渐渐柔和，孩子在客厅光晕里玩着积木，偶尔抬头冲我一笑。心里那片忙碌一天的尘埃，忽然就落定下来，满满的，都是安宁。

作者：朱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