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槎城，拥有500多人的“城镇蔬菜大队”也迎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活自此拉开新的篇章。1982年，随着公社制度的废除，“城镇蔬菜大队”随即被撤销，但所辖的生产队中，有两个队直到2002年才完成“更名”，曾被媒体称为我省最后的“生产队”。
日前，记者陆续寻访到当年的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普通队员，了解最后的“生产队”的历史及“社员”曾经的生活，探寻改革开放中属于槎城人自己的一部分记忆。

三十年的记忆 之 忆当年

老城曾被菜地包围

河源城的老住户，对“蔬菜大队”这个名称一定不会陌生。1973年，为解决城镇居民吃菜难问题，当时的河源县城镇革委会成立了城镇蔬菜大队，下分1至6队，共有社员500多人，主要从事蔬菜种植（其中第六队负责养鱼，1986年被撤销），供应县蔬菜公司。这些在城里居住的菜农，在集体的组织下从事农业生产。
刘志坚曾是“蔬菜大队”的一名集体干部。据他介绍，改革开放前，河源县的城区面积很小，只有上城、下城，上角、下角等地段有些街道和房子，城的三面都被大片的田地包围，有几千亩之多，以菜地为主，也有部分水田。如今的市妇幼保健院到塔下、河源大道两侧，都曾经是集体的菜地。“蔬菜大队”成立后，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社员搞蔬菜种植。刘志坚作为集体干部，每月拿30元左右的工资，而普通的社员，干满一天的工分能折算到5毛钱，一个月只有15块钱左右的收入。
事实上，种菜是个辛苦活。今年63岁的罗柳娴，曾经是老四队的“队员”，从17岁就开始下地种菜。她说，大家都用“两头见星星、站着打哈欠”来形容菜农。每天凌晨3点多钟，队员们就要起床去地里摘菜，洗干择净后挑到县蔬菜公司，再到一些单位挑粪回去，回家吃完饭后又要下地耕种，下午要给菜地浇水，回家时天又黑了。辛苦不说，最让人弄不明白的是，辛辛苦苦干上一个月，到月底结算时许多人还欠队上的钱。

三十年的记忆 之 洗脚上田

从社员到市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河源的城市面貌也日新月异。特别是1988年河源撤县建市后，交通建设日益加快，老城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城市发展需要土地，生产队被征用了大量土地，到了1993年底，所有菜地都被征用了，全体队员洗脚上田，不再种菜。
刘志坚说，征地得来的钱和原来的集体资产转而用来投资集体所有的物业，并通过出租等形式，解决社员们的生活福利。“我们是市民了，现在坐在家里就能拿钱。”2002年，上城办事处下文撤销了第四、第五生产队，设立了南门、双围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分站，原来的队员福利待遇不变，每月能领到300元的生活费。罗柳娴等队员也从“社员”变为了“市民”。因为每人除了劳动收入，每个月还能够拿到集体的分红，生活也就过得越来越红火了。刘志坚说，明年第五生产队的队员们的生活费，也要从现在的每月240元上升到300元。

三十年的记忆 之 包产到户

一天收获900元

集体经济有自身的优点，可以集中人力物力从事生产，蔬菜大队还曾派人到汕头引进优质白菜种，在大队推广。“但社员的积极性始终是一个问题”，刘志坚说，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效率。1980年，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蔬菜大队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各生产队按每个家庭在生产队里的劳动力数分田，四队的队员每人分到了约一亩三分地。罗柳娴的爱人在港务部门工作，家里就她一人在生产队种菜，分到了一亩三分地。
不能小看这一亩三分地！包产到户后，干多得多，队员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市场经济正逐渐兴起，罗柳娴种出来的菜不再只由蔬菜公司统购，自己也可拿到市场上去卖，价格可以自己说了算，有时菜贩子直接就到地里来收。对于这些菜农来说，尽管和以前一样辛苦，但见天都有收入。包产到户第二年，罗柳娴每个月下来有200多块钱的收入，而当时他丈夫的月工资才40多元，有菜地的人变得让人羡慕。

2002年，生产队更名时队员的合影

越往后，种菜的收入也逐渐变多。罗柳娴说，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年种的生菜还在地里，就有人来收购，出价1块8毛一斤，买家负责割菜，她只需在地头把秤收钱，那一天，她收入900多块钱。跟记者回忆起这件事情，她仍笑得合不拢嘴。

三十年的记忆 之 观念变化

从敲锣催工到抢着干

蔬菜大队成立后，因为是按天计工分，生产的蔬菜也全部由县蔬菜公司统一定价收购，队员的劳动积极性依旧不高。第四生产大队的原队长蔡连安说，他当时的任务除了种菜和为生产队的菜地抽水，还负责打锣。每天凌晨3点以前，蔡连安都要敲着锣，绕城走一圈，催促社员们上工。因为种菜不但苦，而且工资少，很多社员都想办法脱离了蔬菜大队，进厂做了工人，或自谋出路。
转变的分水岭出现在1980年。这一年，蔬菜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蔡连安说，那时他是“一个人顶三个人的干”，钱也越赚越多。1986年，他还被评为队中的第一个万元户。队员们的市场观念也越来越强。分田到户后，罗柳娴与队中的其他3户人家联合盘下了老城中心市场的一家店铺，一边种菜一边卖菜，自己当起了老板。也有很多社员像她一样，开始了多种经营。

三十年的记忆 之 生活变化

从5人一间房到1家一层楼

得知有记者到访，罗柳娴执意要带我们去看她家的老房子。她说，自己住房的变化最能反映改革开放给普通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实惠。
老房子位于上城环城东横巷，是一幢旧式大屋中的两间，总面积27个平方，如今已经闲置起来了。罗柳娴介绍，70年代初，她们家5口人就住在这两间小瓦房中稍小的一间，10来个平方只摆了两张床，什么家具也没有，一到下雨天，到处都会漏水。后来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就在这间小瓦房和邻居家之间加了两面墙，有了另外一间房，就是现在看到的样子。而厨房还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与丈夫的兄弟们4家共用，有时候是一家吃完另一家再用，有时候是一张桌子分成两半，各吃各的。
分田到户以后，家里的收入变多了，但罗柳娴并没有急着添置一些东西，而是继续省吃俭用，将钱攒了起来。1989年，她花了2万多元在南板桥建起了一层半的新房子，而这年她也花了3900块钱买了台电视机。刚住一年，听说政府征用土地后有回迁安置地补，她又将刚建好的新房卖掉，在龙尾坝建起了一栋更大的房。
“这里就是我们以前种菜的地方！”站在自己家门口，罗柳娴指着河源大道南路边的一排排房子说。罗柳娴家现在住的房子两卡四层半，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每家人住了一层，全家11口人都住在这栋500多平方的房子里。她笑着告诉记者，以前5个人挤在一间破屋子里，现在和孩子们一人住了一层，当初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罗柳娴说，当初的60多名队员，90%以上的人后来都建了房子，现在的居住条件都很不错。

◇ 本版采写/组稿 本报记者 张安定 蒋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