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县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中央苏区县，不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富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红色旅游资源丰富。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在龙川境内，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旧址、龙母战斗指挥部旧址、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老隆福建会馆）等红色革命遗址吸引了不少党员干部前往参观、学习。在这里，红色历史、红色记忆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近日，本报“寻访红色记忆”采风活动走进龙川福建会馆，用镜头、用文字、用声音让解放前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这段故事再次呈现。

福建会馆。本报记者 曹志成 严冬远 摄

福建会馆陈列的宝贵史料。本报记者 曹志成 严冬远 摄

一大批香港文化名人由福建会馆撤离至安全地

近日，龙川红色历史文化研究会宣讲员谢雪茹推开了位于老隆镇华新路39号的福建会馆大门，带领着本报采访团队走进了这座曾营救过不少文化名人的会馆，重新打开了这一段历史。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同时进犯香港。从那一刻起，香港被战争的乌云笼罩着。香港沦陷后，日军对在港文化名人也实行了极端政策。

在如今的福建会馆，展览区展出有当年一些陈旧、简陋的“土枪”、刀具，它们见证、参与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营救——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了保护这一批文化名人安全转移，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人组织营救。”采访团队一边参观学习，一边通过谢雪茹的讲解，深入了解当年的营救故事。

1942年1月，大营救行动正式拉开序幕，撤离路线主要分水路和陆路，陆路以老隆镇为中转站，指挥部设在福建会馆。时为大营救负责人之一的连贯就住在福建会馆，其精心安排指挥这次大转移行动，一批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党组织、东江各地党组织安排下，成功穿越日伪军重重封锁线，平安抵达老隆镇。在中共后东特委和龙川党组织安排下，从1942年春节后到9月底，历时半年多，毫发无损地把香港文化名人全部送达目的地，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在福建会馆的展厅内，三座雕塑陈列在前，他们身着古朴的文化衫或中山装，神情沉重，似乎正在思考着事情。在雕塑一侧的展柜上，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物品陈列其中。据不完全统计，从老隆转移到韶关的文化界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眷共有300多人，其中包括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著名文化人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的文化名人大抢救，保护了我国一大批文化界精英，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茅盾誉之为“抗日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短短的几个字，却藏着一段厚厚的红色记忆、红色历史，更记录下不广为人知的这段抗战故事。近年来，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事件被拍摄成红色主题的影视剧，其中就包括电影《明月几时有》、电视剧《省港大营救》，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福建会馆这个地方。

改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历史与印记

其实，福建会馆见证与记录的红色历史印记有三段，除了在1941年成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外，早在1923年，陈炯明下辖的海丰县县长逮捕农会干部多人，彭湃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何长工、林务农等人两次前往老隆陈炯明司令部（即福建会馆）与陈炯明谈判营救海陆丰农会干部。

另外，1925年东征军左路军指挥部设在福建会馆，左路军纵队长程潜和党代表林伯渠等先后驻扎于此。

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福建会馆，为旅居龙川县的闽籍商人投资兴建，坐东南向西北，土木石结构，三进五开间院落式建筑，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建筑面积570平方米。福建会馆格局保存完整，梁架金漆木雕和图案精美，具有福建建筑特色与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1949年6月2日龙川县人民政府在福建会馆成立；1986年公布为龙川县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为河源市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7月公布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10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采访中，本报的无人机拍摄下了福建会馆的全貌，主播团队更是用讲解的方式，在镜头前再次向读者讲述了这段历史故事。不管是无人机还是相机，记录的是瞬间的图像资料，拍摄下的却是沉甸甸的历史。

红色龙川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在本次采访结束后，本报记者从龙川县党史部门了解到，抗战爆发后，龙川县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在老隆、龙母、水贝、佗城等地陆续成立了党支部。1940年以后，龙川中心县委设在老隆；1941年，老隆水贝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后东特委）。特委机关在老隆区政府、学校、电话局、税务所都安插了地下党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龙川县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坚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迅速转移党员骨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一大批党的骨干转移到农村基层政权和学校，当起乡长、保长、小学校长和教员，有的开起商店作为党的活动和联络点。

龙川当地不少百姓也参与、加入到这场爱国营救中。老隆镇水贝村党支部书记黄玉燕回忆起祖父黄居来生前常和他讲起的往事。黄居来年轻时因为力气大，撑船是一把好手，被发展为地下交通员，负责送情报。老隆组织转移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之时，黄居来多次撑船将转移对象送到东江对岸的水贝村藏匿，“有一天夜里遇到军警巡查，我爷爷不顾敌人鸣枪警告，黑暗中被一颗流弹打中了左小腿，但他仍坚持将人安全送到对岸。爷爷活到101岁去世，遗体火化后骨灰中还发现了那块弹片。”黄玉燕说。

本报记者 吴奕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