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夯墙师傅，手艺出众。五里八乡的村民修建那种干打垒结构的房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请他前去坐镇主持。

父亲夯墙用的家什叫木夯锤，是用老榆木做的，由圆柱形的夯体和握柄构成，木质紧密，像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拧在了里头。年深日久，汗水和掌心的温度把它浸染成深褐色，表面光滑得像是用砂纸打磨过一样。木夯锤笨重、沉实，重约几十斤，一般人根本抡不起来，这个却难不倒父亲。那时候的他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抡起木夯锤来，虎虎生风。

这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和工友们上工了。吃过早饭，主人家点燃一挂鞭炮，并递给他和工友们每人一个红包，就算正式开工了，仪式感满满的。房屋的地基早已挖好，瓦匠业已砌好一道石墙，只等父亲把夯墙的夹板支起来。新翻的黄土潮乎乎的，带着泥土特有的腥气，被工友倾倒进夹板中间。他站在夹板一边，吸完一支烟后，双手紧握木夯锤，“起——”父亲一声吆喝，手中的木夯锤高高扬起。“嗨——哟！”声音从他的胸腔里迸发出来，沉甸甸的，号子声在晨雾中传得很远，惊起了树上的麻雀。木夯锤应声敲击在黄土上，“咚咚”的一声声闷响，黄土在重击下猛地收缩，变得结实起来。一锤，又一锤，父亲的手臂有节奏地起落，背上的肌肉随着动作起伏，身上冒出来的汗水顺着脊沟流下，在粗布衫上洇开深色的印记。

父亲夯墙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就是夯完一圈土墙后，必须要等上十天半个月，等土墙干燥后，才开始在土墙上夯第二圈土墙。记得有家主人家请他夯完第一圈土墙后，没过几天，就心急火燎地跑到家里来请父亲去夯墙。“这活儿急不得。”正在休息的父亲悠闲地喝着富硒茶，说，“一般土墙夯完后，至少得等它风干后才牢固，现在急忙地夯墙，怕它垮塌。”主人家根本不听父亲劝告，偷偷回家另外请了一个夯墙师傅，哪知没几天，土墙真的倒了。

从此之后，父亲的声名传遍乡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给村西头谢家夯墙的事。那时正是三伏天，日头毒得很。父亲歇息时，让一个年轻徒弟夯几下，他却热得受不住，在一处墙角少夯了几遍。父亲巡检时，用脚在墙基上踩了踩，又蹲下身，用手指细细地摸过。“重来。”他站起身，语气不容置疑。那徒弟嘟囔着：“就差几锤，能差到哪儿去……”

父亲没说话，径直抡起那把木夯锤，对准那处软塌塌的地方，一锤一锤地夯起来。每一锤都结结实实，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夯进去。他夯得那样专注，连额上的汗珠滚进眼里都顾不上擦。几百多锤后，父亲停下来，用手按了按新夯的土面，这才直起腰。“土墙屋是给人住的，”他看着那徒弟，语重心长地说，“干我们这一行，吃的是良心饭，不能偷奸耍滑，哪怕是只差一锤，我的心里都不踏实。”

谢家的房子盖好后第三年，邻村遭了冰雹灾害，不少新盖的房屋都塌了。唯独谢家那几间土坯房，纹丝不动。谢家老汉逢人就说：“多亏请了刘师傅！他夯的墙就是结实。”

后来父亲改行做了木匠，不再抡木夯锤了。村里盖新房也都改用土砖和水泥钢筋，再也用不着夯土墙，那副木夯锤就立在老屋的墙角，成为一件老物件。有人嘲讽父亲的为人，就像那副木夯锤一样厚实，不懂得取巧、变通，他只笑笑：“本分本分，总归有一份。”正因为这样，父亲赢得不少主人家的信任，一年四季有做不完的木工活。

进入老年的父亲不再干活了，却仍舍不得丢弃木夯锤。有时候，他捧着它，轻轻感叹：“我这辈子，日子就是这么一锤一锤夯过来的。”父亲的手轻轻抚摸留在木夯锤上面的那些印痕，像是抚摸着流逝的岁月。

作者：刘应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