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跃文说：“人是不可能走出故乡的，哪怕他走过万水千山。”我深以为然。

故乡顺天那条短小简陋的街道，长不过几百米，却一直没走出我的脑海，那人，那事，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跳出来。它见证着岁月的更迭与人间烟火，承载着代代顺天人的记忆与情感。

街头是顺天大桥，街尾是顺天中学，大桥过去三四里路就是我的家，那条街是我初中上学的必经之路。晚饭后，同学们三三两两穿过街道溜达到顺天大桥，那是一种轻松愉悦的节奏。我们常常倚着桥栏，看桥下潺潺的流水和咿呀划过的渔船，看天上无忧无虑的云霞和两岸绿油油的庄稼，一天学习带来的疲劳便烟消云散，眼里洋溢着飞扬的青春和无限的憧憬。那时的桥比现在单薄，桥面不宽，桥墩数量少，结构轻巧，来往的车辆也少。在我们眼中，这桥不仅是交通要道，它更宛如一处灵动的天地，是我们漫步散心、驻足凝望的独特风景之所在。

这条老街的鲜活，多半藏在圩日里。每逢农历一日、四日、七日是顺天圩日，赶集的人们成群结队从各家出发，有人带着农作物、家禽家畜出售，有人来买生产生活用品，街上人流如潮。广播里放着上世纪80年代的歌曲，吆喝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很。圩日的中午，我总不爱在学校午休，总爱到街上逛逛，盼着遇见赶集的父母，讨点零花钱买小食，或是看看他们有没有捎来鱼仔干、河虾之类的荤菜。哪怕没什么事，单是沉浸在圩日的热闹里，感受那份浓郁的生活气息，就觉得满心欢喜。

年晚圩更是把这份热闹推到了极致。作为农历腊月最后一个圩日，它是一年中交易最活跃的一天。村里人半夜就提着灯火、挑着萝卜青菜去街上占摊，猪肉、糖果、年画、对联等年货摆满街巷，忙活了一年的人们，终于能放下农活，为过年添置家当。那天的顺天街，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赶来了，熟人碰面热情打招呼，人群挤得密不透风。我侄子阿锋三四岁那年，我哥带他赶年晚圩，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家人发动所有赶集的熟人找遍了每个摊档，从中午找到下午三四点，我哥这个七尺汉子急得眼眶发红，全家人都揪着心。好在有惊无险，侄子哭着喊“爸爸”往沙溪搭凹的村口走，恰好遇上我姐姐的朋友琴姐。琴姐认出孩子，抱着他赶回街上，这场虚惊，成了我对年晚圩最难忘的记忆。

老街的烟火气，也藏在一个个鲜活的人身上。顺天街有两位开店铺的李老板，大家称他们“大李”“李仔”。大李个子不高、微胖，待人总带着笑，村里人都乐意和他交易；李仔是他堂弟，精瘦，脸上布着小黑痣，话少不苟言笑。李仔是父亲的老熟人，父亲喊他“李哥”，每次赶集都要去他店里喝茶聊天，买些菜种、咸鱼豆豉之类的东西。李仔挑着杂货担走村串巷时，也常来我家歇脚，我最爱买他的麦芽糖，他总会用兴宁客家话念叨着“打多点，打多点哈”，用小铁凿敲出一大块给我。父亲也总用好酒好菜招待他。只是每次父亲在李仔店里给我买鞋，都只挑姜黄色的男款鞋。我疑心他店里只顺带卖男鞋，更不懂父亲为何执意如此，每次抗议，父亲都板着脸说：“小孩子的鞋分什么男女？能穿就行！”他生气的样子很吓人，我不敢反驳，只能穿着男鞋出门，被小伙伴起哄时，恨不得把鞋扔掉。那些鞋从没穿烂过，都是我偷偷割烂、扯烂的。我宁愿趿着姐姐的旧鞋，也不愿穿这些不合心意的男鞋。

村里的“阿狗”，也是圩日里绕不开的人物。他和父亲年纪相同，我喊他“狗爷”，他皮肤白净、高高瘦瘦，总在街上闲逛，村里人说他有“第三只手”。那时我不懂这话的意思，只知道他眼疾手快：蹲在烟丝摊卷支烟的工夫，就能顺走够抽三四天的烟丝；从鸡鸭摊走过，转眼就能从怀里掏出几只小鸡小鸭。有人打趣说他会“遁术”。他靠这些小动作混日子，也有失手被打得半死的时候，村里人总拿他当反面教材告诫孩子，却也并不真的讨厌他，反倒觉得他是老街的一桩“趣闻”。

也是在这条街上，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大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和父母各挑着两箩筐花生到街上卖，他们交代好价格便回家干活，留我守着摊位。整担买每斤1.5元，散买1.8至2元，这是父亲定的价。直到中午，才有个商贩模样的男人来询价，他翻了翻箩筐底下的花生，尝了尝干湿，还价到1.2元，我摇了头，他便走了。此后零星有人问价，却都没成交。到下午三点多，赶集的人散得差不多了，那个男人又回来，只肯出8角一斤，还说“不卖你就得担回去”。我咬咬牙答应了，最后只卖了150元。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路哭，这些花生是我和六十多岁的父母锄地、挑肥、除草、收摘换来的，那么辛苦，只换来这点钱，我终于懂了劳动的艰辛，懂了父母挣钱有多难。

如今再想起顺天街的旧时光，那些热闹的圩日、鲜活的人、酸涩又温暖的小事，都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宝藏。这小小的街道，早已成了我的精神家园，无论走多远，都走不出它的温柔牵绊。

作者：朱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