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中，秦朝与隋朝最为典型。但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好像名气并不太大，既比不上前面的秦始皇，更不如他的儿子“花花大少”杨广。其实杨坚是位对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帝王。他完成的政治统一局面维持了几个世纪，作为他这项政绩的结果是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史载杨坚“有威容，外钝木而内明敏，有大略”。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个被历史掩盖的 “多面皇帝”。

俭朴与奢华共存

具有杨坚那样俭德的帝王不多见，这种俭德不但表里如一，而且贯穿始终。当他在北周做高官时，私人生活就非常俭朴，几乎到了寒酸的地步，等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弼大臣时，依然不改本色，并把俭朴倡导为全朝的风气。当上皇帝后，他以“ 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他告诫太子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文帝一朝，上自王公大臣，下自富商大贾，穿的不过是布帛，装饰的不过是铜铁骨角，俭朴蔚然成风。

但人性是复杂的，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没有充分暴露而已。北周的都城设在长安，因长期战乱已残破不堪。新王朝应有万物更新的形象，隋文帝决定在长安另外择地营建新都，命宇文恺主持营造，名为大兴城；大力征发民力，集中了全国的工匠，为营筑新都城花费了不少钱财。但为了帝国的形象，他认为无可厚非。公元593 年，他又下令在岐州造仁寿宫，工程由亲信杨素负责。杨素为了讨得杨坚的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劳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皮鞭棍棒下，死于非命者达万余人，人民怨声载道。杨坚得知此事后，有些不悦。但当他看到仁寿新宫时，却为豪华气象笑逐颜开。四年后他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建十二所行宫，所耗费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坚守俭德是难的，难在要克服追求享乐的欲望，努力克制这种欲望的隋文帝稍一松懈，便违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勤政亲民与滥刑好杀

勤政使杨坚成为明君。他每天坚持上朝，听取臣下奏报，甚至到日落西山，仍然精神不减地端坐朝堂。他常利用闲暇，乘舆四处访问，路上遇到上表者，便停下来，亲自详细询问，极有耐心。他还派遣使者去各地采听风俗，由此，官场得失，民间疾苦，帝国的现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亲民更使杨坚深得民心。他懂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要保住江山社稷，必须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即位之初，他就将五千头官牛分赐给贫苦农民，后来又多次推出降低税役、轻徭薄赋、宽恤民力的政令。

在强调儒家以德治国的同时，杨坚又是相当偏爱法家理论的。他深信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他以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以术来驾驭群臣，以法来对违法现象矫枉过正。从而，他又是喜怒无常的、变幻莫测的。自登上龙椅之后，猜忌、严苛、喜怒无常的秉性就暴露无遗。在金殿上打人，是杨坚的拿手好戏。大臣们稍不如他意，就会当廷挨他的杖责。他心情不好时，一天要打数人。他常嫌执行杖责的人下手太轻，甚至怀疑他们手下留情而将其推出斩首。如此一来，行刑者无不狠如虎狼，故常有人当堂死于杖下。

杨坚到了晚年，用法更加严酷，滥杀无辜。武库院内长了野革，他便杀了武库令数十人。大臣独孤师私下接受了外国客人一只鹦鹉，竟也被他下令斩首。杨坚对朝臣如此，对草民更是视如草芥了。开皇十五年 (即597 年)的法令公布：“盗边粮一升者，皆斩。”十七年又颁布更严酷的法令：盗一钱以上者皆弃市，知情不报者，连坐。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用刑过滥，好杀成性，不遵法律准绳的杨坚有暴君之嫌。

创新制度与破坏旧制

隋文帝杨坚治国确是“大手笔”的。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政治、经济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改革官制，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最高政权机构，开创了隋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他又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除州郡自辟僚佐的制度，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免。他制定了一种防御原则，规定省级官员不能在本省做官，以防官徇私情，重用亲友，同时也防止他们建立威胁皇权的基地。在经济上，继续实行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并开创了以交纳绢布代役的“庸”。隋文帝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开皇十八年，废除九品官人法，实行科举制。这一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 多年，出现一个来自社会各阶层、由官吏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具有相当能力的科举机构。

但杨坚在创新制度的同时，又破坏了一项根深蒂固的旧制度——嫡长子继承制。隋文帝在这方面，铸下了不可弥补的大错。他强行抛弃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废长立幼，舍弃了生性较为仁厚而不会作假的长子杨勇，却被善于巧言令色的次子杨广所迷惑，改立后者为太子，结果，社稷的继承者成了社稷的掘墓人。当然，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滥用刑法也为隋炀帝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基础。

隋朝二世而亡，隋文帝杨坚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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