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雨霏

我父母都是和平上陵人。父亲生于岑江富良徐屋，以前在和平，每次填表，籍贯一栏，我填写的是“和平县上陵公社”。

我出生在和平县城，只在1966年至1967年间随父母下放回乡，在岑江大约住了半年多。但我更早的岑江记忆，应该在此之前，按时间算还是在1966年，我顶多3岁多一点，“文革”还没到高潮，我家仍旧在县城过着安稳的日子。一天，岑江狐狸坑的一个年轻女人来到我家，请我父亲为她治病。回家时，她想领着我回去玩几天，3岁的我，胖乎乎的大约很可爱，颇讨人喜欢，我就跟着她回了岑江。几天后，她将我送到富良我二姐处，我在二姐家住了几天，印象最深的，一碗饭里尽是番薯片，我吃不下，二姐每餐都要将碗里的番薯片吃干净了，将剩下的“净饭”喂我，姐夫对此非常不满，瞪着眼睛骂我“蛀米虫”。人往往对受伤害的事记忆最深，那次的岑江之行，可能因了“蛀米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紧跟着“文革”高潮，我们全家下放回到岑江，怎么回去的，我丝毫没有印象了，日后听母亲说，下发通知，勒令我们当天就得离开县城，可见当年政策的严苛和有些人心肠的狠毒。幸好家徒四壁的“家”非常容易搬迁，母亲说，舅舅的一根扁担就挑起了我们的“家”。我庆幸那时自己还小，没有记得当日的狼狈和凄徨，否则，以我的敏感，心灵一定受重伤。

回到岑江，我们没有住所，土改时只给我奶奶留下一间灶舍，其余的都分出去了。说是借了我叔婆的一间屋（她从我家分去的），全家才算有了落脚地。

居住了半年，我只隐约记得两件事。

一天，有人叫我将屋里的鸡赶出去，我拿起喇沙（客家话，一根竹竿，保留五寸长握手，其余破成无数片，摔打出“沙啦沙啦”的声音追赶鸡的物件）。很起劲地追赶小鸡们，也许太起劲了，竟然打死了一只。那人吓唬我：“你可闯祸啦，等着你妈回来揍你吧。”我就在恐惧中等着我妈回来，母亲果然狠狠地收拾了我一顿。完了，她烧水杀鸡，我则一边抽噎着，一边蹲在一旁看她拔鸡毛，心里还有些欢喜，一会儿就有鸡肉吃了。

第二件事，大约是1967年，我父亲落实政策了，全家要复户回城，可母亲种的农作物大都还没收成，为减少损失，父母决定由父亲带着小不点的我先回城，母亲则带着上学的哥哥和幼小的弟弟等收冬后再走。哥哥也想跟着回城，睡觉前，他悄悄跟我说：“明天爸爸叫你起床，你一定记得叫醒我。”我点点头，郑重地答应了。

我是在姐夫担着的箩筐里睡醒的，另一只箩筐装的是父亲和我的衣物。我很懊恼没有叫醒哥哥，怕日后见了，他埋怨我。

冬天，母亲带着哥哥和弟弟回来了。哥哥一边豪气冲天地从口袋里掏出锥栗给我吃，一边眉飞色舞地描绘上山捡锥栗的情景，还表示，假如我没走，他一定会带我一起去，可好玩了。吃着锥栗，我神态不太自然，像真做错了事。

再一次到岑江，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正在念高小，妹妹还没上学。一年春节，姑姑家的表哥兄妹仨来探亲，那时亲戚离得远，交通不便，很久才见一次，分外亲热。他们要回去了，我们很不舍，表哥怂恿我跟着一起走，妈妈竟然同意了，我和妹妹跟着表哥仨回了岑江。从长塘龙陂到岑江，我们全程徒步，约近五十公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长途跋涉，妹妹没走多远就走不动了，由表哥和表姐轮流背着，到岑江天都黑了。见到姑姑自然是欢喜的，然而，小小年纪的我们，只要天一黑，就想妈妈想家了。姐妹俩在洗澡间共用一桶水洗澡时，妹妹悄悄对我说：“阿姊，早知不来就好了。”我心里正这样想，直想哭，只因我是姐姐，是妹妹的主心骨，我不能哭；妹妹因有了我这个姐姐可以依靠，也没有哭。

这就是我早年对故乡岑江的一些零碎记忆。